来源：中国新闻社
记者：杜燕
2021年3月14日，是白色情人节，也是许多新人视为结婚登记的“好日子”，因为含有“1314”，谐音“一生一世”。
无论民政部门是否在呼吁中“加班”，从现代人钟爱的数字偏好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于美好的期望。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高颖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谈到，婚姻是人生的头等大事。中国的传统礼俗中将选定婚期称作“选择吉日”，这是自古以来的习俗。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很多繁复的婚嫁礼节和程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结婚选择吉日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大重要传统习俗，一直保留至今。
高颖的团队和北京市民政局合作，以“北京市婚姻登记管理服务系统”的数据库（2004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之间）为基础，进行了大规模的数据挖掘和分析工作。
研究发现，现代人的“吉日”选择既有中国民间古礼的印记，又融入了新的时代流行元素，从年份、月份、日期、星期几均有明显的“偏好”。
2020年5月20日（谐音“我爱你”），民政部门迎来婚姻登记高峰。孙嘉敏 摄
登记“大小年”特点明显
比较十年来登记量可见，2005年、2007年和2010年这3年的登记量明显少于其它年份。
这是为何？通过查阅民俗学方面的相关资料可看到，2005年是农历鸡年（从2005年2月9日开始正式进入鸡年，直到2006年1月29日进入农历狗年），而2005年，立春这一天，即2月4日是农历猴年的腊月廿四，正好赶在了猴年的岁尾，这导致农历鸡年“无春”。
按照民间的说法，没有“立春”的年份被称为“寡妇年”或“瞎年”，而包含了两个“立春”的2006年则被认为是“双春双喜”的结婚好年份。
事实上，“双春”和“无春”的出现，仅是一种人为的历法现象，而且每19年中便会出现“单春”5次、“双春”和“无春”各7次，与婚姻的成败和长久与否并无干系。不过，很多人“宁可信其有”。
类似的，2007年、2008年和2010年登记量的下滑，以及2009年登记量的井喷，也与“无春年”“双春年”之说相关。
2020年2月14日，许多新人前往办理婚姻登记。刘忠俊 摄
登记月份具明显偏向性
一般而言，8月、9月和12月是典型的结婚“旺季”，其次为1月、3月和10月。
同时，“无春年”的说法则往往使岁末和岁头的两个月（12月和1月）的登记量激增。不过，即使剔除此类特殊情况的影响，12月、1月和3月分别处于春节前后，与人们期待“双喜临门”“喜庆成双”的心理相符；8月则因与近年来火爆的数字“8”（发）相应、9月与“久”谐音而颇受青睐。
与之相对，4月、5月、7月和11月则是结婚登记的“淡季”，5、7和11都是典型的单数。
2020年2月14日，婚姻登记大厅窗口，新人正在办理结婚证。中新社记者 刘忠俊 摄
登记日期呈明显规律性
从结婚登记的日期选择来看，每月6日、8日、16日、18日、26日和28日，登记量均显著高于其它日期，一方面因为是双数日期，另一方面因有“六六大顺”和“八即是发”的寓意。同时，9日因谐音“久”也是高峰日。
而在尾数为1、3、7的单数日子以及4日，登记量则显著减少。当然，不排除2月14日、3月14日这样的日子，登记量会明显增加。
两位市民手持结婚证合影留念。殷立勤 摄
十年来，有26个登记“高峰日”
在结婚登记数据库所涉及的总共3287天中，日均结婚登记量为401.3对。其中，有26个“高峰日”，日均结婚登记量达到4828.9对。
这26个日期中，占据前5位的均是年月日数字相重合的日子：
2008年8月8日寓意“发发发”且与北京奥运会同日；
2009年9月9日谐音“久久久”；
2010年10月10日意味“十全十美”；
就连11月11日原本是民间的“光棍节”，但因与2011年相配而有了诸如“出双入对”“爱你一分一秒一心一意一生一世”等时代寓意，也颇受浪漫青年的青睐；
2012年12月12日这一天有三个“十二”叠加，被网友称为“非常完美”。
26个登记“高峰日”中，2009年9月9日因为恰好处在“双春年”而在众多“好日子”中独占鳌头。
高峰日中，还有三个2月14日（西方的情人节）和两个农历七月初七（中国的情人节），体现了东西方文化对青年人行为的双重影响。
2020年11月11日，新人们领取结婚证书。张金川 摄
周六登记颇受青睐
从10年来的数据看，周一是新人们选择登记结婚的高峰日，其次为周二，而周四则备受“冷落”。
近年来，中国多地民政部门除了五天工作日外，在每周的周六也开始提供婚姻登记服务。北京民政部门从2009年1月1日起实施新政，从此周六结婚登记量一直稳定在较高水平，一方面新人登记不必再专门向单位请假去登记，另一方面“六”被看作是个非常吉祥的数字。
一对准新人正在一家婚庆公司咨询。中新社记者 翟羽佳 摄
结婚登记日期选择偏好具普遍性
高颖谈到，年轻人对于结婚登记日期的选择偏好具有普遍性。研究分析表明，尽管简约的婚姻风尚日益深入人心，但中华传统的民俗信念和社会流行文化的影响力依然强大，它寄托了民众趋吉避凶的美好愿望。
“发掘并正视公众行为中的规律性特征，对于科学研究和实践管理均有重要意义。”她认为，从研究的角度讲，人们不会片面地在结婚登记数量的降低与进入法定结婚年龄的人口数减少之间建立必然的联系。从现实的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角度讲，则有助于相关部门更好地开展工作，合理安排人员、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下一个“吉日”，新人正翘首以盼，期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