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12月26日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去世，享年85岁。他不仅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之一，在国内学术界也广为人熟知，中国读者非常喜欢他那些文笔生动的史学著作，称他为“最会讲故事的”汉学家。
这本《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以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观察西方人如何想象观察中国的历程，从蒙元时期的鲁伯克修士、马可波罗，一直到当代的尼克松、基辛格。阅读这本书，大家会发现原来换一个角度和立场看中国，也能看出门道。
在13世纪马可波罗的笔下，当时是可汗统治着这个传说中的国度。而在哥伦布的心中，可汗一直是中国的统治者，这是这本书取名《大汗之国》的原因。换个角度看，毛主席的词《沁园春·雪》中提到的五位历史上了不起的帝王，就有两位是大汗，唐太宗被各族人民尊称为“天可汗”，更不用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了。所以，用“大汗之国”来称呼中国也是合适的，不同文化的互动和交流，能产生更为奇妙的化学反应，开拓我们的眼界，启迪我们的思维。
马可波罗：哥伦布大航海的动力源
说到早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就跳不开马可波罗，中国人熟知的就是《马可波罗游记》。说起来，称马可波罗是欧洲地理大发现的推动者之一也不为过——哥伦布就是《马可波罗游记》的一位早期读者，他深受书中感官描写的震撼，也强烈感受到了其中隐藏的商机。
作者认为，哥伦布展开1492年的探险前，想必已熟知该书内容。他1496年返乡后，订购了该书，并且或在当时或日后，于书页空白处下了近百个眉批。这些眉批主要以拉丁文写成，间杂以西班牙文，显示了最吸引哥伦布注意的段落。他对波罗有一次提到，主人死后火焚家仆及女眷做陪葬的习俗深感震惊；在一段描述藏人婚俗的段落旁，哥伦布记道：“他们只要已有性经验的妻子。”对于波罗讨论“江都”（Cayndu）人的部分，哥伦布也对其习俗感受深刻，他记道：“男人将妻女奉献给旅行家。”他还特别注意到了暗杀队伍的感官乐园，关于奇迹及独角兽的讨论，以及长老约翰（传说中世纪在东方建立基督国家的国王）家宅的坐落处。
哥伦布真正的意图还是在贸易经商，以及其中隐藏的危险和机会。因此只要波罗提到黄金、白银、纯丝买卖、香料、瓷器等事，哥伦布就会做记号。哥伦布特别对几个看来颇有潜力的中国城市做了记号，其中包括扬州和杭州，并对它们的通商机会做了些评论，不过他只对一个城市写下“商机无限”这几个字，这个城市正是“汗八里”（Cambalu），也就元朝的大都，今天的北京。哥伦布率领船队航海，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寻找马可波罗书中描述的那个特别适合贸易的神秘中国，只不过阴差阳错，开启了另一段大航海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
作者分析，《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古代中国有着仁厚的独裁统治，幅员辽阔，礼仪繁冗，贸易繁荣，高度都市化，商业往来独出心裁，作战方式落后。他肯定了该书对于中国的生动描述和对西方读者产生的深远影响。但是，他也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提出了质疑——《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中国的记载是真是假至今仍是个谜，“不仅模糊，而且问题百出”。认为书中掺杂了待证实的事实、信手得来的资料、夸大的说法、虚伪的言辞、口耳相传的故事以及不少全然的虚构。
举例来说，，一般认为马可波罗是在1275年到达中国的。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有一段关于忽必烈围攻襄阳的记载，根据其他更可信的史料记载，襄阳围攻战于1273年便结束了。但作者发现，现存有些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书中有关于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叔叔都在襄阳围攻现场的记述。在一份早期手稿中，这段记述中并没有提到马可波罗，这说明后人在编辑此书时，可能刻意将马可波罗的名字加入，以使故事更加生动。这个问题足以使读者对《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中国的描述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不过，尽管《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中国的描述可能存在不实或夸大的部分，但是它对西方人和世界历史的影响却是真的。史景迁说：“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条件之一就是能吸引别人，又能持久地保持这种吸引力”。中国的这种能力是显而易见的，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对西方的吸引力从未完全消失过。
利玛窦：他的著述强烈地吸引着西方人
16世纪末，欧洲扩张主义日渐兴起的同时，因宗教革命影响力受到打击的天主教开始将目光投向东方。而晚明的隆庆年间，政府对海禁的开放也给了西方的精英人士进入中国的机会机会。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澳门，学会中文后1583年进入中国。他先后住在广东、南京，于1610年在北京病逝。他在中国文化、语言、社会方面的造诣，西方人无出其右。
来中国不到一年，他就发现要让中国人归信基督，就必须向中国精英证明西方文化的确有其优越性。他便制作了一份带有注解的世界地图，以显示西方在地理学和天文学上的造诣；写了一本谈论友谊的书，以强调西方人对人际关系的重视；编了一本讨论记忆的手册，好让中国人知道，西方人对知识的组织能力；并在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通译协助下，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前几章。他还精心安排了一系列宗教讨论会，企图透过一位天主教神父和一位中国学者之间的对话，彰显西方宗教传统的优越性以及西方宗教在逻辑与信仰之间寻得平衡的本质。
利玛窦笔下的中国形象相当讨喜。谈到孔子时，利玛窦说“：如果仔细检验他留传下的言行，我们必须承认，他是异教徒哲学家，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还看出，虽然名义上皇帝是国家统治者，实质事务却是由经过考试制度拔擢的文官系统掌控，日常生活则由复杂的风俗习惯所规范，如此，社会和谐才得维持。
而且，劳工大众各知其位，年轻人的婚姻均由父母妥为安排，缠足习俗使妇女安分地守在家中。此外，年轻人必须花费大量时间研读艰涩的中文，自然减少了他们变得“放荡不羁”的机会。而中国对外国人的不信任，也可以解释为对国家安全的顾虑，以及新来者和商人对中国人惯习的方式造成冲击所致。即使饮酒时，中国人也相当节制，宿醉根本闻所未闻。
不过，虽然利玛窦正面肯定了中国人的道德观及日常生活，但对于中国人排斥基督教的情形却感到心痛，他认为，这个现象主要由几个因素造成：第一就是佛教在中国扮演主导角色，他认为佛教仅是原始迷信，由未受教育、不道德的僧侣把持。第二中国人不相信有科学依据的天文学，反而深信占星术，并且让占星术主导他们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决定。另一个原因是祖先崇拜。他认为，中国人祭祖是基于对亡者的悼念，而非冀望获得好处的宗教性祈求，这点特质在祭孔仪式中也同样存在。
为了合适又准确地翻译基督教一神概念的神（God），利玛窦采取了极富机智而又允执厥中的立场。他认为中国字的“上帝”，意思接近“全能主宰”或“最高统治者”，因此相当适用。他将GOD翻译为中国文化中的“上帝”，以便令中国人的祭祖和基督教联系起来。为了有所区别，后来又创造了一个新词“天主”。
利玛窦很少批评中国人，他认为科学曾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大优势，只是没有充分加以发展。中国人“缺乏逻辑法则的概念”“对他们而言，伦理学只是一串箴言与推理。”利玛窦唯一严厉批评中国人之处，就是中国男人中太多人从事鸡奸行为。他曾在北京街上见到过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男妓。
因为在传教事业上的成功，当时的西方各界都非常重视利玛窦对中国的描述。相对于在宗教革命后四分五裂的欧洲，利玛窦描述的中国是一幅辽阔、统一而有秩序的强盛大国，对中国的考试制度、日常风俗、道德习惯，利玛窦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的著述自然引起后世西方人对中国的强烈向往。
马戛尔尼：对中国的态度充满矛盾
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流，从1644年明朝灭亡后开始有了实质性的变化。清政府放宽了外交政策，允许西方使节进入北京。乾隆时期马尔戛尼勋爵率英国使团访问中国的这段历史，由于被历史课本收录而为我们所熟知。在我们的印象中，英国人抱着交往的诚意而来，由于乾隆皇帝的傲慢自大，在英国使节朝见皇帝时要不要下跪这个细节上较真，导致我们错失了了解外部世界，强大自身的机会。
那么，西方人又是怎样看待这次中西之间第一次正式的外交接触的呢？史景迁的描述让我们大开眼界。
马戛尔尼使团是1793年8月抵达中国的。刚到中国的时候，他站在船上，观看人们卸下他带来的礼物、行李时，他发现“中国水手非常强壮，事情做得也很好，不停地唱歌吆喝，但是井然有序，规规矩矩，同时聪明又认真，每个人似乎都了解自己分内的工作，也都恪尽职守”。中国妇女看来也健康有活力：她们行动敏捷，使我们误以为她们未曾缠足。这些妇女都饱经风霜，但是并不难看，她们将粗黑的头发编成辫子，以簪子固定在头顶。四处可见儿童，身上几乎一丝不挂。
马戛尔尼代表乔治三世带了许多礼物送给乾隆，其中包括望远镜、天象仪、地球仪等等，还有一辆马车，他希望从乾隆处获得取消对广东及当地一小群有照中国商人的贸易限制，对英国人增开新的港口，长期关税协定，在北京设立永久英国领事馆等优惠。
但是马戛尔尼作为大英帝国代表，自视为英国尊严的拥护者，在某些地方，特别是他认为像叩头这种有辱国格的事情上，他比较抗拒。所以在他的报告中，有很大篇幅都是叙述他如何和汉人与满人官员就叩头问题周旋，直到获得合理的安排。
这个问题纠缠了几个星期才获得解决，马戛尔尼同意单膝下跪并鞠个躬——清朝官员要他双膝下跪——双方并同意，亲吻皇帝的手这一环可以省略。
马戛尔尼终于见到八十三岁的乾隆，呈献上礼物，正式提出改善贸易待遇的要求，但是得到的答案却不痛不痒。他在日记中这么描述乾隆皇帝的形象：“他的举止有威严，但和蔼可亲，甚至纡尊降贵，对我们的接待也非常慷慨，令人满意。他是位慈祥的年长绅士，仍然健康有活力，看起来不像是超过六十岁的人。”
尽管日记中充满了对中国正面的评价，在出使接近尾声时，马戛尔尼的感觉却是精疲力竭，甚至到了反感的地步。他发现，自己对中国生活及社会习俗的一片赤诚，一点也不受中国人欣赏，反而被怀疑为“暗中搞鬼”。
马戛尔尼向一名清朝大臣表示，自己对某些中国历史颇有研究，这位大臣“只惊异于我的好奇心，却不对我的知识有任何尊敬”。中国人并宣称，英国人所汲汲营营追求的中国知识，“跟他们无关，对我们无用”。
作者认为，马戛尔尼的外交任务，几乎到了脱离现实的地步，这点正好折射出十八世纪欧洲人对中国所抱持的主流态度。他以当时流行于欧洲的“中国风”为比喻，这种风格模仿中国文化，形似却未必能得其神。
在西方世界，民众对中国的情感有几种成分：“三分猎奇、三分轻蔑、三分怜悯，还有一份‘非我族类’的敌意”。“猎奇”是因为渊源流长的中国对他们来说具有太强的神秘色彩，而“轻蔑”代表着西方人自大自我的特点，“怜悯”，不难理解，当西方列强开始侵略中国时，中国便被迫签下不平等条约。
总结
宋代大诗人苏轼的诗里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看风景是这样，了解一个国家、一种文化也应该有一种“旁观者清”的视角。正如清代大学者王国维所说的，要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中国有着数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其中浩如烟海的史书是最重要的基石。只是，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中国人的思维和文化背景研究历史，终不免有“只在此山中”的狭隘。史景迁的这本《大汗之国》正好可以当成一个跳出中国看中国的范本，由于有过专业的史学研究训练，史景迁驾驭史料的功力非常深厚——从马可波罗对元朝中国的看法，到利玛窦对明代中国的看法，再到马尔戛尼对清代中国的看法，他都能从独到的视角归纳主题，再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每次看到一个结论及分析，我们都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个问题原来还可以这样看，而且他说得也蛮有道理的。另外，这本书有着史景迁一贯的温度，在学术著作和通俗阅读之间把握着微妙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