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并不需要时时刻刻被创作，等待艺术的行为和创作艺术本身同等珍贵。艺术延迟能够影响即将诞生的作品，或赋予现有作品不同的涵义。
无为艺术最突出的代表要数实验艺术先锋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十年里，向来不多产的杜尚似乎彻底淡出了艺术领域。但事实并非如此：从1946年到1966年，他正秘密创作自己最后一件作品，而这件作品直到他过世后一年才被公诸于众。
至于墓志铭，杜尚在墓碑上刻上了：“D’ailleurs, c’est toujours les autres qui meurent（况且终究，总是他人逝去。）”这是一句玩笑话，契合他一贯叛逆的作品风格。它足以流传世世代代，却也唯有等到斯人已逝方成其经典。
马塞尔·杜尚和他的《现成的自行车轮》
艺术家乔纳森·蒙克（Jonathan Monk）曾创作摄影系列作品《等待名人》（Waiting for Famous People）。照片中，这位艺术家站在机场接机厅，高举手牌，上面写着已故名人的名字，比如“猫王”埃维斯·普里斯利（Elvis Presley）、皇后乐队（The Queen）和马塞尔·杜尚。
十年后，蒙克重现了这一机场行为艺术，这也是对杜尚延迟理念恰如其分的致敬。在多年后重复自己的行为能够产生一种奇异的疏离效果，因为二度创造的作品似乎感觉已不再属于我们。艺术延迟就是抑制住在作品诞生之初便充分深入探讨的冲动，容许它在心灵的温室中停留一段时间，成熟，腐败，成长为新事物，或从此衰亡，化作一地春泥。
人类的生命有无数个小时被耗在了字面和隐喻意义上的等候室。所以，我们其实并不缺时间。这一段段的等候累积成相当可观的空白时间，可以琢磨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也可以拟划个人项目的大纲。
除了等候室，其他合适的“无为”场所还包括：
— 走廊
— 浴室
— 巴士
— 街道
— 公园
— 户外
— 机舱
— 机场
— 货车
— 电梯
— 长凳
— 被爱猫或其他宠物压住动弹不得
— 花园
— 墓地
— 在杂货店排队买单
— 地平线
— 康茄舞队列
— 虚空世界
欠缺充分考虑的延迟可能侵吞你所有的时间和空间。小说家/摄影师/电影制片人让-菲利普·图森（Jean-Philippe Toussaint）把自己的艺术创作过程分为两种状态：耐心与急迫，二者尽管相互矛盾却能和谐共生。无论我们的对立原则是什么，双方都能并行发展，但不是彼此融合：黑白两色终究比灰色更鲜明。我们很容易偏向于两个极端之一，而平衡兼顾两种状态则能够使艺术家时刻保持警觉自知。
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Six Memo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中，作家伊塔罗·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把他所有的文学价值观与其对立面配对，毕竟二者缺一则不成立。轻盈与沉重彼此依赖，相辅相成。假如没有之前的等待，灵感的闪现就不会显得如此珍贵。
按照卡尔维诺的想法，不承认迫切性则无从审视所谓的延迟。在《漫画的哲学与实践》（Cartooning: Philosophy and Practice）一书中，漫画家伊凡·布鲁内蒂（Ivan Brunetti）推荐了几种练习方法，比如把同一张脸连续重复画上数百遍。这一练习重在探索开发一套视觉词汇以及绘画技巧。在一排一模一样的面孔中，哪怕是最细微的差别也意味深长，而结果的不一致也能帮助我们理解自身的倾向与癖性。
评论家薇薇安·玛西尔（Vivian Mercier）曾有一句点评广为人知，她说，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是一部演了两幕却什么都没发生的剧。”从不同角度看，这句话可以是批评，也可以是赞美：能在第二幕戏中重现第一幕戏，同时让观众保持清醒，这本事绝不简单。强迫自己重复自身行为可为旧题引出新解，也可促使你对旧解产生新观。
《等待戈多》
1998年，31岁的比利时艺术家多米尼克·戈布雷特（Dominique Goblet）和她7岁的女儿尼基塔·佛索尔（Nikita Fossoul）决定定期给对方绘画肖像。十年后，所有画像被集结成一本名为
Chronographie
的画册，出版成书。这本画集致敬了时光的流逝、成长与经历，纪念了母女二人曾捕捉和错过的片刻感觉。它反映了每一个瞬间的轻松愉快，也担负着完成画作所走过的年月重量。它告诉我们，世上不存在真正被浪费了的时间。
延迟使我们能更好地欣赏自己的做法，更好地理解周围的环境。延迟也是学会耐心的好方法。
在短暂的艺术生涯结束后，芬兰作家/插画家托夫·杨森（Tove Jansson）笔下的精灵姆明（Moomintroll）宣布，他只想“过平静的生活，种点土豆，做几个美梦。”说完这话，他脑袋上搭着一顶圆鼓鼓的贝雷帽，往前走了几步，跳下了悬崖。追求任何形式的艺术都需要极大的耐心，以及暂时放下手头工具的意愿，而不是顽固地坚持向前。
在他的漫画小说《阿森内·史劳温》（Arsene Schrauwen）中，奥利维尔·史劳温（Olivier Schrauwen）指引读者在阅读完每一部分后把书放到一边：首先暂停一周，接着是两周。读者是否听话照做，作者无从控制。但随着人名和细节从记忆中消退，小说的结构渐渐弱化，通过设置这样的时间间隔，我们能够提高阅读的参与度。缓慢克制的阅读体验成为了读者与书籍之间的一种合作，无论书籍本身是否要求我们停下来。
1967年，正当其作品大获好评之时，抽象派大使艾格尼丝?马丁（Agnes Martin）离开了纽约的工作室，把自己的绘画工具赠与他人，此后七年没有提起过画笔。
在那段时间里，她浪迹于新墨西哥州和她的出生地加拿大。1974年，她重返艺术圈，放弃了标志性的格子图案和柔和色彩，选择了竖条纹和鲜明活泼的色调。这段旅程背后的原因隐藏于她延迟期之后的画作中。1979年，在一次罕见的采访中，马丁说，“我们拥有同样的内心生活。区别在于认识，艺术家必须认清它的本质。”这种认识有时需要耗费大量时间。
踏上旅途那一年，马丁55岁。在她死前几个月，92岁的马丁完成了最后一幅画作。
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里，极简主义艺术家卡门·埃雷拉（Carmen Herrera）连连产出富有创造性的佳作。然而当她卖出第一幅作品时，埃雷拉已是年届八十的老人。传奇艺术家比尔·特雷勒（Bill Traylor）85岁时才创作了第一副画，而法国诗人亚瑟·兰波（Arthur Rimbaud）在21岁停止了写作。每个人的艺术时间线都是独一无二的，而唯有等到艺术家与世长辞，世人才能看到其全貌。
本文经许可改编自书籍《论无为》（On Doing Nothing）（Chronicle Books出版社，2018年6月12日）。
文 | Roman Muradov
图片 | Chronicle Books出版社/网络
翻译 | 李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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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封面：瑞茜·威瑟斯彭
奥斯卡最佳女主角转型制片人，如何一出手便是《大小谎言》这种横扫艾美奖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