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应该从何说起
——为黎元洪和辛亥革命首义诸将的历史地位而作
文：李新宇
黎元洪像
先说国庆节
众所周知，中华民国建立的时间是1912年1月1日，但国庆节却是10月10日。这使一些人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节显然不同：后者的国庆节就是建国之日；而前者的国庆节却不是建国的日子。
民初广告包装上的中华民国共和四杰
其实，确立国庆节的依据有多种。考察世界各国，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以国王的生日为国庆节。一般君主国都是如此，比如日本和英国。
日本有“建国纪念日”，那是公元前660年2月11日，据说神武天皇在那一天统一了日本，但每年的国庆却是天皇诞辰。英国国庆并不一定在国王生日那一天，但即使把冬天的生日提到夏天过，庆祝的依然是国王诞辰。当然，英国人对此早有争议，有人主张把大宪章签署的日子定为国庆，也有人主张把二战中诺曼底登陆那天作为国庆，但直到今天，仍因得不到大多数国民的支持而未能更改。
二、建国的日子就是国庆节。
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于1949年10月1日，每年的国庆就在10月1日；朝鲜的国庆是9月9日，因为在1948年的这一天，金日成在朝鲜北方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再如越南，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此后每年的国庆就在9月2日。
三、以复国的日子为国庆节。
比如韩国，国庆节是8月15日，庆祝的是1945年的这一天日本宣布战败，韩国人终于摆脱了日本人的统治，国家得以光复。再比如，俄罗斯的国庆节是6月12日，庆祝的是1990年的这一天俄罗斯脱离苏联，获得国家主权的独立。再如德国，二战后国家被撕裂成两半，1990年10月3日，随着东欧巨变，国家实现了统一，此后就以10月3日为国庆。
四、以宣布独立或革命战争打响的日子日为国庆节。
比如美国，国庆节是7月4日，庆祝的是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的诞生，其实美国独立战争在此之前一个就打响了；真正建立则是在7年之后。再比如法国，国庆节是7月14日，庆祝的是1789年的那一天攻克巴士底狱。那是法国大革命的开始，现代法国真正建立起来，却走过了百年曲折道路。意大利国庆节是6月2日，庆祝的是1946年的这一天公民投票废除了君主制。
就此看来，中华民国以10月10日为国庆节，更接近最后一种情况。准确地说，更接近法国，纪念的是革命打响的那一天。
潮绣喜幛中再现的武昌起义场景
其实，任何一个新国家的建立，都有几个值得纪念的重要日子：一是革命打响的那一天；二是革命成功的那一天；三是新国家正式宣布建立的那一天。
中华民国国庆节的确立，是在1912年第一个国庆日到来前夕，由参众两院讨论形成决议，由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于1912年9月25日公布的。
然而，当年公布的国庆纪念日却不是一个，而是三个：第一个是10月10日；第二是1月1日；第三个是2月12日。
公道地说，这三个日子都值得庆祝：一是辛亥革命发生的日子，二是正式宣布建国的日子；三是革命成功的日子。
当然，当时的人们对这三个日子有不同的倾向性：黎元洪等辛亥革命的首义者，追随武昌首义而宣布独立的各省都督，大都钟情于10月10日，因为这个日子彰显着他们的功勋；追随孙文的一些同盟会员，则更倾向于1月1日，因为这个日子彰显着他们的荣耀；亲袁世凯的人们则更钟情于2月12日，因为这个日子彰显的是帝制的终结和革命的成功，而这一历史伟业是由袁世凯等人亲手完成的。
正因为这样，
当年确定了三个国庆日。由此也可以看到当年中国浓重的民主气氛，无论是两院议员们还是临时大总统，都充分尊重各派的感受和情绪。不过，
过着过着，三个国庆日就剩了一个：“双十节”。
1月1日和2月12日几乎不再有纪念活动。即使在国民党人通过北伐夺取政权之后，虽然把孙文尊为国父，却也没有把国庆改到1月1日。
究其原因，还是历史事件本身的重要性。终结帝制、创建共和的伟大历史转折发生在哪一天？
人们首先记住的是10月10日。包括国民党内的那些辛亥元老，也认为10月10日比1月1日更重要。普通百姓，知识分子，能够记住的更是辛亥革命爆发的日子。
印有黎元洪像的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
1919年，北大教授陈百年提出把每年的元旦庆祝改到10月10日，理由是这一天使中国人开始做“人”。正在编辑《新青年》的钱玄同看到文章极为兴奋，立即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若从中华民国自身说，他是公历1911年10月10日产生的，那一日才是中华民国的真纪元。就中国而论，这日是国民做“人”的第一日；就世界而论，这日是人类全体中有四万万人脱离奴籍，独立做“人”的一个纪念日。这真是我们应该欢喜，应该庆贺的日子。
钱玄同并非不知道中华民国正式建立的时间是1912年1月1日，却把1911年10月10日称作“中华民国的真纪元”。他多次说过：
“要说一年中要有几个规定的日子快乐快乐，则除10月10日外，最有价值的就是1915年12月25日，那次是中国国民第二次脱离奴隶籍，抬头‘做人’的纪念，此外如1912年1月1日有的共和政府成立，同年2月12日的皇位推翻，也是可以纪念的。”
由此可见，
在钱玄同等远离政治斗争的知识分子心目中，最重要的日子就是10月10日，其次就是蔡锷起兵护国的12月25日，再次才是孙文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建立的日子和隆裕太后发布皇帝退位诏书的日子。
那么，讲中华民国，就应该从1911年10月10日讲起。
十几年前，我对此缺少深思，也曾强调过1912年1月1日那个象征性的时刻，并且对钱玄同、陈百年等前辈的情感很不理解。现在想来，应该是我错了，原因是我当时对历史现场的考察还太不充分，大面积地沿袭过去主流历史叙述所给予的知识，对历史的理解自然片面而且浮浅。
再说革命领导者
熊秉坤像
一般的历史叙述往往很难避免这样的问题：
以大人物掩盖小人物，个别领袖高高耸起成为神，而一般的小人物就被忽略不计了。
然而，面对辛亥革命，那种放大领袖人物脚印而忽视小人物鲜血和生命的做法是极不公道的，而且与史实相去甚远。
辛亥革命的爆发在武昌，首义者是武昌新军，筹划这场革命的是武昌的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
从筹划到进行，都与后来高高树起的领袖人物没有多少关系。
革命真正爆发时，不但孙文不知道，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领袖不知道，就连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人也不在场。领导革命的任务就落到了熊秉坤、蔡济民、吴兆麟等下层军官身上。
武昌起义军炮兵
10月10日那天凌晨，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三烈士从容就义，武昌城阴云密布。因为名册落入清吏手中，革命党人随时可能被抓捕杀掉，因而一个个惶恐不安。
怎么办？
危急关头，人们特别需要领袖。然而，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袖们却是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一个也找不上。
后来的史书把辛亥革命的领导和发动都归于孙文和同盟会，但无法更改的史实是：此时的孙文远在美国，根本不知道武汉这些革命者，更不相信武汉会发生革命；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知道这里将要发生革命，却不清楚领导者是谁，更不知道具体日期。
在同盟会领袖们心目中，武汉是居正的地盘，革命理所当然由居正领导。但在实际上，居正就像一个空降的地下党书记，在他们的党内，他是武汉的负责人，但在武汉，却是除了有限的几个同盟会员之外，没人知道他是谁。
革命之前，谭人凤到过汉口，见到了他所熟悉的焦达峰、孙武、居正等人。孙武把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一群骨干召集起来与他见面，谭人凤发现：“居正除两杨相识之外，尚须一一问姓名。”所以，辛亥革命发生之际，不但那些著名的领袖不知情，就连居正也不在场。
然而，
革命爆发了。熊秉坤、蔡济民等因历史的偶然性而走上了革命领导者的位置。
熊秉坤，26岁，工程营三棚正目，相当于后来的班长。蔡济民，25岁，二十九标的一个排长。这些级别最低的军官，在此之前，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充当改变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角色，然而，正是他们，还有辎重营的李鹏升等，率领士兵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大幕。
我们的历史学家，不是不清楚历史的事实，但史书上写出来，却总是革命组织同盟会及其领袖的行踪。
10月10日，下层军人走上前台的原因，就在于危急关头领袖们的不在场，在于明白人很容易算清的一笔账：与其束手被缚，不如轰轰烈烈干一场。绝境造英雄，原因正在这里。
熊秉坤后来的表现也许不值得称道，但那一天的熊秉坤着实不易。从计划行动到去寻找蔡济民，从打响第一枪到占领楚望台，从整个过程看，他事实上已经是革命军首领。但是，他的地位毕竟太低，一个只管十几个士兵的班长，当他在楚望台发布命令时，士兵们各自议论，心不在焉，使他深感自己的地位难以服众。革命需要更有号召力的首领，可是，孙武负伤住院，刘公不见了，蒋翊武逃出城外，其他领导人或殉难，或被捕，到哪里去寻找他们？有士兵建议，把左队队官(连长)吴兆麟找来。熊秉坤欣然同意，于是找来了吴兆麟。吴氏比熊氏大3岁，职位高两级。那天晚上他正在楚望台值勤，见熊秉坤率队前来，守军倒戈，他就躲进了库房中。革命士兵把他找了出来，熊秉坤提议让他做革命军的临时总指挥，他接受了，接下来的战斗就由吴兆麟指挥。
据熊秉坤回忆，这事发生在10月10日晚上10点半。也就是说，
10点半之前，辛亥革命的领导人是熊秉坤和蔡济民等，10点半之后，主要的领导者就是临时总指挥吴兆麟。
正是在吴兆麟的指挥之下，经过一夜血战，革命军于黎明时占领了都督衙门，武昌克复，革命胜利了！
天亮之后，一面铁血十八星大旗升了起来。
铁血十八星旗
无论是熊秉坤，还是吴兆麟，在革命的最初阶段取得胜利之后，都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必需为革命找一位有号召力的领导人。
经过努力，他们终于请来了黎元洪。
多少年来，史书的讲述对黎元洪极不公道。
最先的讲述问题不大，从1911年到1928年，17年中，各派材料中有骂也有赞，有贬低者也有颂扬，相互抵消，“去掉最高分也去掉最低分”，得出的结论可能与事实悬殊不大。但是，1928年之后，党国建立，国民党人掌控了历史书写的主导权，而且教科书要符合党义，于是，自己的领袖就被高高捧上了神坛，异己者和政敌们则被淡化和丑化，于是，历史的主角变为配角，甚至变为反面人物。
1949年之后，大陆的现代史叙述与国民党人有诸多分歧，但在辛亥革命的问题上，却直接承接了国民党的话语。
直到文革结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教科书和工具书讲到黎元洪，仍然不愿正视他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甚至《辞海》中的词条也不放在“辛亥革命”的标题之下，而是出现于“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重点介绍的是他“多次破坏湖北革命党人的活动”，“破坏革命”、“镇压革命”、做了“北洋军阀政府总统”。
《东京日日新闻》于1911年11月3日随报附赠的地图《最新调查清国大地图革命动乱地标注点》
可是，只要回到百年前的历史现场，史实却一目了然。黎元洪的确是被革命党人请出来的，但那是因为众望所归，而且在革命爆发之前，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袖们早就准备革命后请他做都督。
黎元洪做都督，开始时的确不情愿，但所谓“床下都督”之类，却完全是追随同盟会的小说家在与追随黎元洪的文人相互攻击时虚构出来的。
历史的事实是，即使开始时的确不情愿，但一旦答应下来，黎元洪就成了一个合格的革命统帅。
是他通过几个记者招待会，就使列强各国把他看作一个新国家的合法代表，并且在他与清廷之间保持中立；是他几个电报，就把各路英豪召到武汉筹建中华民国政府；后来无论孙文做临时大总统，还是袁世凯做临时大总统和正式大总统，黎元洪都稳稳地做副总统。这一切都证明着他在历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
辛亥革命成功，全国各地庆祝胜利，褒扬先烈，颂扬领袖，无论“民国三元勋”还是“共和四杰”，其中都有黎元洪。
正因为这样，章太炎认为他是最合适的大总统人选，就连孙文也称他是“民国第一伟人”。
在过去的历史叙述中，请黎元洪做都督，一直被认为是革命党人犯下的一个错误，反映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但如果站在当年发难的革命军人立场上，设身处地想，或者站在革命立场上，考虑革命的最大利益，大概就不会轻易指责吴兆麟、蔡济民等人拱手交出革命领导权之举。
荫昌站像
事实证明，请黎元洪出山不仅没有错，而且是比攻克总督府更加重要的壮举。
如果没有此举，如果黎元洪没有出任都督，武昌首义的果实很难保得住，辛亥革命也就不一定那样顺利成功。有几件事是必需注意的：
其一，黎元洪出任都督的消息传出，湖北各界闻风转向，不再与革命党为敌。
其二，总督瑞澂逃走之后并未远去，而是躲在军舰上观望
，因为他知道，小寇蜂起易定，乌合之众，暂避其锋，最终不难收拾。当他得知黎元洪做了革命军都督，就失望了。
其三，陆军大臣荫昌奉命赴鄂“平叛”，顺路到彰德看望袁世凯。
这位公子哥本来没把革命军放在眼里，轻言“鄂匪易平”。袁世凯立即纠正道：“黎元洪为帅，不得以匪视之。”因此，荫昌由轻敌变为怯阵，以至不敢轻举妄动
，甚至在他的专列上挂了两个火车头，做好了随时战败而逃的准备。
其四，因为黎元洪出山，革命军赢得了列强的认可，他们不再把武昌起义看作暴乱，而是当作“交战方”，在革命军与清廷之间严守中立。
其五，因为黎元洪和汤化龙，海军不再是革命军的威胁。
黎元洪的信，汤化龙的兄弟之情，很快终促成了海军调转炮口。
这一切，都从不同方面决定了辛亥革命的成功。
“鄂军政府”与“中华民国军政府”
说到黎元洪，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他是不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元首？
历史的事实本来摆在那里，但因为国民党人在1928年建立自己的统治之后，对历史进行改写，一些事被放大，一些事被遮蔽了。
此后的史书，大书特书的，是1912年1月1日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此前的革命领袖，不是被张冠李戴，就是闭口不谈。
这一切自有历史渊源，
辛亥革命发生之后，同盟会的一些人就不愿承认眼前的事实：革命发生了，却与他们的领袖无关，与他们的组织无关。
中部同盟会的领袖们总想领导革命，但革命发生时他们却同样不知情、不在场。
黎元洪成为革命的象征，成为新国家的代表，让他们焦躁而又沮丧。
1911年10月11日成立的军政府，在后来的叙述中被称为“湖北军政府”
为了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他们想了种种办法，搞了许多小动作。
革命后的第二天，10月11日下午，武昌成立了军政府。这个军政府在后来的叙述中一直被称作“武汉军政府”、“湖北军政府”或“鄂军都督府”。细察之，革命第二天在武昌以黎元洪名义贴出的第一份布告的确是冠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但那是同盟会的人从日本带回的布告。在讨论革命之后的政权名称时，刚从狱中出来的同盟会员胡瑛就强调要按同盟会的规定，起义成功后建立的政权必需是“中华民国军政府某地都督府”。
可是，武昌的革命者是否真正接受了这一规定，却是一个疑问。因为从历史留下的照片看，固然有冠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的文件，却也有冠以“中华民国军政府”的文件。
武昌军政府办的报纸是《中华民国公报》，出台的第一份条例是《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而且武昌军政府有一枚大印，刻的是“中华民国军政府之印”
。南北和谈开始之前，黎元洪照会伍廷芳，要他“迅速首途来鄂，以便对待一切”，称他为“临时政府外务总长”，照会所用的印章则是“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大都督之印”。
当时的许多文件证明，不仅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已经存在，而且也常被称作“临时政府”，到伍廷芳作为南方总代表参加和谈，他的身份已经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外务总长”。
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合影
可是，
同盟会的一些人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说到这个军政府，却总是要强调它的地方属性，不愿承认它曾是新中国的中央政府。
军政府成立之后的第四天，10月14日，即起草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并于17日公布。也就是说，革命之后成立的军政府，本是中央军政府。然而，随着革命成功后在押同盟会成员的出狱和各地同盟会成员的纷纷奔赴武昌，到10月25日，一份《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出台，不仅把军政府原先的4个部改为9个部，增加了一些同盟会出身的部长，如内务部长杨时杰、交通部长熊继贞、司法部长张知本等，而且把军政府的名称作了改动：把“中华民国军政府”的暂行条例改为“中华民国鄂军政府”的暂行条例。
国民党人开创的辛亥革命史叙述写到这里，常常要讲立宪派篡夺政权的险恶用心。
直到今天，一些著作仍然是这样写的：“条例冠以‘中华民国军政府’，把湖北军政府升格为中央政府，暴露了汤化龙等人获取全国政权的用心。”
对于把“中华民国军政府”降格为“鄂军政府”，黎元洪倒是不在乎，从当时到后来，都没有任何表示。可是，谁规定首义成功之后就只能建立地方政府而不能建立中央政府？
事实上，那不过是同盟会组织内部的规定：凡同盟会成员，无论谁，无论在哪里起义，成功之后都只能建立地方军政府，即“中华民国军政府某省某地都督府”，而不能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
之所以这样规定，为的是把“中华民国军政府”留给同盟会的领袖孙文、黄兴等人。
这在组织内部，或许有它的道理，但黎元洪并非同盟会成员，汤化龙等也不是，筹划和领导了辛亥革命的文学社、共进会都不隶属于同盟会，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按照孙文在海外的规定把“中华民国军政府”的最高领导虚位以待呢？
在同盟会成员中，最先到达武昌的是谭人凤、居正二人。
他们从上海出发时还不知道武昌发生革命，“到九江，黎元洪为都督之名义，已喧嚣于耳鼓矣” 。当他们于10月14日到达武昌时，已是黎元洪做都督的第四天，不仅国内各地已响遍黎元洪大名，而且海外报纸也已在报道这位中国革命的领袖。
面对这种情况，谭人凤和居正非常扫兴。他们是来领导革命的，但他们来晚了。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当夜11点在农务学堂召开同盟会员会议，商量对策。居正在会上讲话说，他明天将返回上海，请黄兴、宋教仁前来武昌主持大计。谭人凤后来写道：“黎元洪一无用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统率无人，拥为都督，旋为副总统，旋而大总统，居然命世之英。……推原祸始，则皆宋钝初之迁延有以致之也。不然，当时内地同志，对于海外来者实有一种迷信心，安有黎元洪？”
孙中山、黄兴等人在临时政府参议员合影
他们考虑更多的，不是帝制如何终结，不是共和如何实现，而是权力归于谁手。
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开，各路革命党人纷纷行动起来。
海外的纷纷回国，国内的纷纷往武昌聚集。本来素不相识，素无联系，只因为大家都曾致力于推翻满清，便都投奔首先胜利的武昌而来。
不过，
在奔赴武昌的人群中，却往往各有自己的打算，有人是来支援革命的，带了军队到达武昌，马上向黎元洪报到，接受任务之后即带了人马驻守或攻打去了。然而，也有一些人，尤其那些革命组织的领袖们，到武昌来，却往往怀了不同的心思。
辛亥革命爆发18天之后，10月28日，黄兴和宋教仁带了上百号人，前呼后拥抵达武昌——
他们是来领导革命的。他们到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四处活动，准备推举黄兴做“两湖都督”。
这是宋教仁与黄兴在从上海到武昌的船上筹划好的。此时的湖北都督是黎元洪，湖南都督是焦达峰，由黄兴出任“两湖都督”，就可以凌驾于黎、焦之上，让湖北都督和湖南都督都成为黄兴的下属。宋教仁之所以有如此设计，口头上虽是为革命事业着想，协调两湖行动，但明眼人不难看出，真实用心不过是为同盟会争夺最高领导权。
同盟会的领袖们此时共同的心病，就是他们多年奔走革命却一无成功，而文学社和共进会却一举取得了革命的成功；他们以为自己是革命多年的领袖，却没想到革命成功了，领袖却是黎元洪。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梦幻中已经沉浸太久，无法接受革命发生了却不归他们领导的现实。
宋教仁等这次犯了一个错误：过高地估计了他们个人以及同盟会的影响力。
武昌的革命者大多是文学社和共进会的成员，与同盟会或中部同盟会没有关系，如果是蓝天蔚或吴禄贞回来，他们也许会接受他们的领导，但对黄兴和宋教仁，他们并不买账。之所以如此，我们只要查一查当时都督府的成员，查一查当时武昌起义时那些领导人的党籍，就可以看到，里面没有多少人参加过同盟会，有的参加过，却已经改入共进会。当时的武昌诸将信任黎元洪，拥戴黎元洪，所以，当这群来自上海的同盟会领袖此议一出，马上遭到了反对。
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梦想成了泡影，自然非常扫兴。黄兴能忍让，审时度势，调整姿态，接受黎元洪的任命做了前线总司令。而宋教仁转身去做立法工作，成就了一部《鄂州约法》。《鄂州约法》是一部辉煌的法典，显示着宋教仁为革命后的宪政建设立下的不朽功勋。但是，考察这部法典从讨论到形成的过程，却不难看到宋教仁出于党派立场的一些小算计。
革命成功了，需要立法，要创建什么样的国体和政体？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这是人们不能不关心的。受命立法的人们首先提出讨论的是“共和国体”、“民主政体”、“立宪政治”、“责任内阁”、“政党议员”、“人民权利”之类的问题。约法如果写入这些条款，就是为新的国家立法。然而，宋教仁最后拿出的文本，却不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是《中华民国鄂州约法》，为此，
他甚至不惜割舍关于国体、政体和他所热心的立宪政治和责任内阁，让它在约法中不见了踪迹。之所以这样，用心只有一个：把黎元洪和武昌政权限定为地方政权。
宋教仁
然而，当时的国人却并不把武昌政权看作地方政权，而是把它看作一个新的中央政权；也不把黎元洪看作地方性的人物，而是把它看作一个新时代的领袖。
杨铎在《辛亥建国史纲》中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吾尝戏论，以为孙武、居正者，陈胜、吴广也；黎元洪者，似汉高耳。人造其因，伊受其果，岂非天命哉！”
当时的一般人都不把黎元洪看作一省都督，而是把他看作全国革命的领袖。
正如做过南京临时参议院秘书长的林长民在《参议院一年史》中所说：“各省独立，无所统一，黎元洪因首义负时望，众论咸推戴之。”
即使是宋教仁，虽然一方面谨慎地防范黎元洪占据全国领袖的位置，另一方面也无法回避眼前的现实。
所以，在《中华民国鄂州约法》的第一条款中，就不得不写下：“将来取得之土地，在鄂州域内者，同受鄂州政府之统治，若在他州域内者，亦暂受鄂州政府之统治，俟中华民国成立时，另定区划。”这也就是说，宋教仁也不得不承认，在中华民国正式成立之前，鄂州政府有统辖全国的权力。
元首地位的确立
各省纷纷独立，革命阵营急需统一的领导机构。11月7日，湖北军政府向独立各省的军政府发出电报，就组织中央政府事宜征求意见。电报说得很客气：
“现今义军四起，大局略定，惟未建设政府，各国不能认交战团体。敝处再四筹度，如已起义各省共同组织政府，势近于偏安，且尚多阻滞之处；若各省分建政府，外国不能于一国之内承认无数之交战团体。兹事关系全国甚大，如何之处，乞贵军政府赐教。”
两天之后，11月9日，黎元洪再次发出电报，正式邀请独立各省派代表来武昌商讨筹建临时政府。电文中说：
大局粗定，非组织临时政府，内政外交均无主体，极为可危。前电请速派委员，会议组织，谅达尊鉴。惟各省全权委员，一时未能全到，拟变通办法，先由各省电举各部政务长，择其得多数票者来鄂，以政府成立照会各国领事，转各公使请各本国承认，庶国基可以初定。敝省拟中央临时政府暂分七部：一、内务，二、外交，三、教育，四、财政，五、交通，六、军政，七、司法。其首长之条件，以声望素著，中外咸知，并能出而任务为必要。盖非此不足以昭各国之信用也。现除外交首长多数省份已举伍廷芳、温宗尧二君外，其余各首长应请协举电知敝省，候汇齐后其得多数当选者，一面电聘，一面通告。时事紧急，希急会议决定。再，财政首长敝省拟举张謇。
这份电报透露着各种信息，尤其明显的是，黎元洪没有把目光局限在武昌，而是放眼全国，在全国范围内考虑各部的合适人选。这是辛亥革命的一个伟大之处，革命之后，不是参与革命者论功行赏瓜分权力，而是在全国范围内选贤举能执掌权力。
民国初年的多面旗帜
黎元洪的电报发出四天之后，11月13日，沪军都督陈其美联合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通电各省，请派代表到上海开会，准备设立“临时会议机关”，并筹建临时政府。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黎元洪的第一份电报发出已经6天，第二份电报发出也已4天。上海方面却置之不理，自己发出了邀请代表到上海组建政府的电报。后来，上海方面的解释是因为线路故障，没有及时收到湖北的电报。
上海集团的核心人物是同盟会的陈其美，此外还有宋教仁等一帮中部同盟会的领袖。如前所述，“武昌起义前，湖北革命党人推居正、杨玉如赴沪催促黄兴、宋教仁来武汉，目的就是要他们来领导起义，然后以‘起义之首领’的资格，出任都督。” 然而，
革命爆发了，而且成功了，同盟会的领袖们却未能赶到，错失领导革命的机会。同盟会的一些人不甘心让革命领导权落入别人手中，因而进行了种种努力，可是，除了阻挠革命后的武昌政权成为新的中央政权之外，别的计划都没有成功。
无奈之下，黄兴做了黎元洪手下的司令，这让同盟会非常窝火。正因为这样，他们很快从武昌撤离，去实行宋教仁的新计划：“率南京新军夺江南诸省以制天下”，目的仍然是防止黎元洪以首义都督的声望向全国发号施令。
所以，当上海为支援武汉而召集起队伍之后，他们没有让队伍驰援武汉，而是在上海就地起义，然后促使江苏和浙江独立。浙江刚刚独立，陈其美即联络汤寿潜和程德全发出召集会议的电报。这时候，南京胜负未定。
陈其美的这一举动，显然带有山头的考虑，不希望以黎元洪为中心组建中央政府。不过，上海集团并非无所顾忌，因为武昌首义天下共知，黎元洪已占先机。上海如果另举旗帜，显然很难服人。所以，陈其美等人在上海建立中央政府的设想并无把握，不过是投石问路。而且，上海集团的想法也并不一致。作为同盟会员的陈其美想的，与作为旧巡抚程德全想的，与立宪派领袖张謇、汤寿潜等人想的，其实相距甚远。
陈其美
所以，就
在陈其美等人发出邀请之后，张謇等人有了“请求各省都督府承认武昌为中华民国新政府”的倡议。
因为状元张謇更清楚地知道，
在中国历史上，激烈的战争往往并不发生在推倒旧王朝之际，而是发生在起义的各路诸侯之间。
为避免上海集团与武汉集团的矛盾激化，张謇提出了如此倡议。当然，他必须照顾上海集团的利益，所以有了“政府设鄂，议会设沪”的折中方案。政府设在湖北，充分尊重湖北的首义地位，议会设在上海，是对湖北的一种制约。陈其美等人为了与武汉抗衡而努力拉住程德全、汤寿潜、张謇等人。而张謇等人则利用这个机会，意在做活全国一盘棋。
因为武昌和上海同时发出了邀请，一个现象出现了：各省代表有的奔赴武汉，有的奔赴上海。又因为各省都有人在上海，所以许多省份没有派人，而是指定已在上海的本省人士做代表。所以，至11月15日，已有江、浙、闽、鲁等省代表在上海。于是上海首先举行会议，会议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但是，此时的革命中心在武汉，而且武汉发出的邀请早于上海。武汉因此不愿退让，而且有充分的理由：“既以湖北为中央军政府，则代表会亦自应在政府所在地。府、院地隔数千里，办事实多迟滞，非常时期，恐失机宜。” 他于11月20日再次通电各省都督，请派人到武昌筹建中央政府。这时的黎元洪不再忍让。
因为当时同盟会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黄兴也在武汉，而且是黎元洪任命的总司令，上海集团尽管不情愿，也不得不同意各省代表到湖北开会。
因此，23日，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决定赴武汉开会，并把代表们一分为二，各省代表一人去武汉，一人留上海，“赴鄂者议组织临时政府事，留沪者联络声气，以为鄂会后援。”
11月30日，各省代表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推举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然后开始了意义深远的建国会议。
在几天的时间里，会议做了几件大事，其中包括“虚临时总统之席待袁世凯反正来归”的决议，也包括“湖北军政府即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和“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行中央最高领导职务”的决议
。
于是，革命后的第一个中央政权正式确认，黎元洪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个国家元首。
总之，
在1912年1月1日之前，中华民国已经存在，中华民国军政府也已经存在，它的最高领导人就是黎元洪。
外国明信片中的1911年武昌起义和黎元洪都督
所以，当我们排列中华民国初期元首的时候，如果只讲正式大总统，那么只有5人：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琨。
如果连临时的和实际的领导人计算在内，历史形成的客观次序应该是：黎元洪、孙文、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
华中师范大学校园内的黎元洪墓，如同历史的角落，僻静，少有人至。
李新宇，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帝国黄昏》、《中国共和那一天》等。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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