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学说，与古代天文数学的关系至为密切。自远古、春秋、战国，以迄两汉，论说纷纭，各抒所见。汉书艺文志云：“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所谓羲和之官，乃帝尧时代所任命之官名，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分别掌理天文历数及机祥，使主政执行者知所警惕，而人民有所敬畏与遵循，并适时耕作与狩猎。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和阴阳八卦的思想，原来是各自独立的两个不同系统。严格地说,与易经的阴阳五行学说并无直接关系。 据史书记载，战国时期的齐国人邹衍,史称他为阴阳家。他基于天人合一的观念与理想创立“五德终始说”。他观察到宇宙万有自然生化的法则，认为:“人为一切，必须顺应天理。天垂象，圣人则之。”又说:“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圣人则之。”这些主张，使当时的上自君王，下至庶民，所行所为都要合乎天道的常理,而不能逆天行事。
汉代的大儒董仲舒氏，他笃志于经传，专精述古，当时立为博士,长于儒学及阴阳五行学。在他的“天人哲学”系列的基础上，他将阴阳、四时、五行的气化，认为是天道的内容,并延伸到政治、学术、人生的每一角落，完成了天人哲学的大系统。他认为“道”之大原在于天,换言之，天自身的结构即包括天地、阴阳、五行与人，而其性格就全由这些结构的相互关系缔结而成。他认为: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因为天的常道，系由两个相反而又相成的原动力——阴与阳构成的。
这两种力量具有互相排斥而互相吸引的作用。一消必有一长，一出必有一入。所谓天道的“独一无二”，即就此言，而事实上，独阴独阳皆不能生长万物，必待阴阳二气与天地相参。因此阴阳之气同为生命的原动力，缺一不可。在《繁露·阴阳篇》中，他更具体地指出阳气始出东北而南行”，“阴气始出西南而北行”。阴阳二气“春俱南，秋俱北。夏交于前,冬交于后”。在大冬时，阴阳各从一方来，阴由东方来西，阳由西方来东。至中冬之月相遇于北方，即为“冬至”。然后相背而去，阴向右，阳向左。冬月尽，阴阳俱向南，至中春之月，阳在正东，阴在正西，即为“春分”。此时，阴阳各居一半，所以昼夜均等，寒暑适中。然后，阴气渐损，阳气渐增，天气加暖，到大夏之月，在南方相遇，即为“夏至”。而后，阳继续向右，阴继续向左。至中秋之月，阳在正西，阴在正东，是为“秋分”。
此时又是阴阳各半，昼夜寒暑与春分时同。慢慢地阳渐增，阴日损，终于又回到北方，如此形成一个周期，也就是一年四季的运行。此乃董氏对天地、阴阳、四时互为运转之大要。综观董氏天人哲学与阴阳概念的契合’约有三端：“天道是独一不二的，天道是终而复始的，天道是趋向中和的”。因为由这些特性构成四时的递变，而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现象，此即“天志”的显现。春暖以生,是天之爱。秋清以成，是天之严…夏温以养，是天之乐。冬寒以藏，是天之哀。这些天生地藏、四时迭运的规律，都以阴阳二气的运行来贯通。
以上是对古籍中的阴阳五行学说的简单介绍，尤其是董氏的阴阳五行学说对后世阴阳五行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