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吉凶评断的理论渊源
风水大致分为形法(形势)派和理气派。前者主要从山川形势出发，论断墓穴或宅居风水吉凶如何;后者主要以八卦象数与方位，加上移用星象学的象征性意义与符号、历法元运之说和命理理气之术，偏重抽象的方位推算评断宅居吉凶。形法派可谓风水的缘起和地理正宗之学，而理气派也并不排斥形法派的基本原理。相较而论，形法派的吉凶评断更贴近科学和生活实际，而理气派的吉凶论断则含有更多封建文化思想和民间禁忌文化的内容。
概略而言，风水吉凶的主要理论来源是天地(阴阳)之道、天地人三才和谐、法天象
地，“乘生气”(聚地气、生气)论，八卦易理、辨方正位，儒家人生哲学和美学思想，命理择日等中国传统方术文化以及传统民间禁忌文化。其主要分析工具是八卦、阴阳五行、星象、历法、命理、择日等，构成了一整套逻辑体系严密的应用系统和吉凶断验指标体系。从大的方面说，其主要的理论来源或渊源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体现中国古代宇宙观及天、地、人的关系，强调的是天人合一、上应天星、法天象地。
《史记•天官书》说：“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这种思想影响后世几千年。反映在风水吉凶评断上，凡与天星及其分布和运行对应者，吉;忤逆者，凶。最典型的就是将中国古星象学中的二十八个星宿，分配到东、西、南、北四大方位，构成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的四象意象。现实中，城镇规划中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将城市的中轴线与北斗星和八
卦寓意相对应。如北京皇城称紫禁城，皇上处理政务和居住地称乾清宮(乾为天，为父)，坤宁宮则为皇后的中宮(坤为地，为母)。这种把天、人关系的宇宙人生哲学思想融入建筑、人居布建之中，并成为判别吉凶的首要标准，是中国独有的思想。这种事例举不胜举，据于希贤研究，像长沙城、温州城等等，无不如此。
二是体现中国地质地理特点，即山川大势与走向结构。
从《禹贡》《山海经》到《水经注》，中国大陆地理大势被描述为三大干龙的分野格局，即均从昆仑山发脉，向北直到鸭绿江边的北龙，黄河、长江之间的中龙，和长江以南直到闽粵的南龙，整个地势从西向东渐次低落。依傍于三大干龙衍生出的支龙所融结的州府郡县，符合此地理大势的龙脉走向和地貌小环境的地方，被称为风水宝地。比如，北京就依傍于北龙太行山北向支龙燕山山脉，北京西山乃龙脉宝地。风水上，根据中国大陆板块山脉走势特点，将龙脉分为正势、逆势、侧势等情态，符合此大势的龙脉为真龙，可结
真穴，否则，就可能是病龙、死龙，不能结出真穴。
再如，中国为大陆性季风气候，北风、西风、西北风侵扰的多，所以居所建筑主张坐北朝南。“东下西高，富贵英豪”，西高东低的宅子，可以抵挡西来之风，故吉;而北低南高的住宅，饱受北风吹袭，显然不便安居，所以为凶。
三是符合八卦、阴阳、五行之论。
《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祖典，其中八卦的义理博大精深，成为中国古代所有应用性文化(方技)的理论渊源之一。中国自古将阴、阳二元作为万物起源和解释事物演变发展的第一元道，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是也。所以凡是符合阴阳之道的为吉，逆反者为凶——风水中凡是孤阴独阳的情况，如门前只有一株树木，是凶象;而凡是阴阳交媾而“乘生气”的，则是吉象。生气就是阴阳交合而化生出的。龙脉要在有生气的地方才能融结真的风水穴，而死气、退气的地方，自然风水不佳。《葬经》中列出了五种不宜下葬的
凶山：童山(指草木不生的秃山)、断山(山脊断续不连，阻断了生气运行)、石山(没有土壤作为血肉，自然没有生气)、过山(山从墓地横穿而去，生气穿过墓穴而不能结聚)、独山(生气吉地位于山间之交汇处，独山自然不得生气，故不可葬)，都是因为阴阳不能冲和交配产生生气的缘故。
五行——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被中国古代哲人视作构成万物的最基本要素。五行相生和相克理论也就自然成为风水学、命理学等古代方术的基本分析工具。符合五行相生的情形自然为吉，反之则为凶。比如，在风水中，直水如木，如果直撞金水，为金克木，属大凶。可以说，八卦、阴阳、五行是风水术最基本、最核心、最深奥的分析应用工具。理气风水更是主要依靠这三大法宝发展和兴盛起来的。
四是体现了儒家哲学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
风水吉凶观综合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观和儒家的伦理、美学等思想。比如要求环抱有
情，周正端圆，忌直来直去、正对冲射。《青嚢海角经》这样解说龙与砂的关系以及由此构成的景观意象：“龙为君道，砂为臣道;君必位乎上，臣必位乎下;垂头俯伏，行行无乖戾之心;布秀呈奇，列列有吉祥之象;远则为城为郭，近则为案为几;八风以之为卫，水口以之为关。”《葬经翼》说：“以其护卫区穴，不使风吹，环抱有情，不逼不压，不折不窜，如云青龙蜿蜒，白虎驯俯，玄武垂头，朱雀翔舞。”具体说就是，玄武垂头意为山坡自主峰渐渐而下，好像有接受死者安葬之意，故而为吉;反之主山高昂，没有伸向风水穴的平缓斜坡，则被视为不愿接纳死者安葬于此，当然不吉。而朱雀翔舞意指穴前的山形要俏丽秀拔，水势要和顺婉转，好像对穴有情。否则，朱雀无精打采蹲坐穴前，或要飞腾离去，自然为凶象。
关于风水格局形状、空间构成等方面，也直接反映了儒家思想指导下的美学意趣。在建筑伦理关系上，儒家讲究君臣、长幼有序的思想，自然成为风水吉凶评价的核心价值之
一。如四合院中，强调上房体量高大，厢房在两侧次第排列;吉方宜高大，凶方需低下等。再如，中国人审美讲求圆满、端正，不出格、不讨巧、不张扬、不出头，所以，在宅第外形和内形中，风水要求“前低后高，世出英豪”，如果“前高后低，长幼昏迷”，地形“子午(注：指南北)不足，居之大凶”。
又如，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中庸含蓄，故而推崇峰回路转，曲意有情，像四合院先从东南门进再拐到正中绕过照壁、到垂花门，这是吉;而对毫无遮挡、一览无余的景观格局判为凶。
风水讲求“美格”，美者为吉，丑者为凶。如山河破碎，草木不生，自然凶相毕露，谁愿居此?水流直来直去，流量大而湍急，冲刷力强，容易造成洪涝之灾，当然是不宜居住的。具体到小地形地貌的风水，还有对地形、水势的吉凶评判也体现了这一美学思想，比如地形破碎、不周正，像“探头、刺面、掀裙”都是凶地;而玉带、御屏、帝座形状为
吉地。此外，像宅基地缺角、畸形、尖锐状等等，形局不完整、端严，自然缺少美格，被判风水为凶自在情理之中。对水流走势也有八吉八凶的说法。八吉：一眷，去而回头;二恋，深聚流恋;三回，回环曲引;四环，环抱有情;五交，两水交会;六锁，弯曲紧密;七织，之玄如织;八结，众水会潴。八凶：一穿，穿胸破膛;二割，割脉割脚;三牵，天心直出，牵动土牛;四射，小水直来，形如射箭;五反，形如反弓;六直，来去无情;七斜，斜飞而去;八冲，大水冲来。
五是命理择日等中国传统方术文化。
自古以来，就有“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的说法。在这种排列方法中，风水居第三，其好坏吉凶福祸还要受制于命与运。因此，古代风水典籍中都强调：龙脉好、大的格局好、宅基地方位好，但若日子没有选对，人的命卦与宅卦不合，也会使风水变为凶象。如《黄帝宅经》就说，修宅要符合月德、天德之时。《阳宅撮要》说，“如修
错年月，另择吉日修之。”如某月某日不宜动土之类的内容在风水著述中的确随处可见。也正是这部分内容，使风水的吉凶应验之说平添了不少封建迷信的色彩。
六是民间禁忌文化。
古今中外，民间禁忌文化都是一种不可回避，又不能不尊重的历史文化遗产。许多禁忌讲究在今天看来已完全成为无厘头的摆设，但却是几千年劳动人民生活智慧和精神活动的一种结晶与象征。或许在当年，因为一些惨痛的教训，人们刻骨铭心地记取了这些禁忌，并代代相传;也有许多禁忌是古代祭祀文化的变异，比如对灶神的祭奠与禁忌;还有些禁忌则直接源于生活常识和对未解的自然现象的一种敬畏。对此，我们需要客观冷静地对待，切不可当做一盆脏水而轻易倒掉。
比如，《阳宅大全》说，“门前有大树，六畜损无数”，“门前两株树，自吊女人死”，“门前有槐树，鬼不着坟墓”，“窗户处处通，虚耗主贫穷”，“大树近轩，疾病连绵”等等。这些禁忌，显然还可隐约看到给生活带来的不便和损灾，是对后人的一种警示。
此外，还有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风水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带有强烈的吉凶评断意味，比如，大家听说过的鲁班尺，就有吉凶尺寸的讲究。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风水的吉凶评断体系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生活实践的双重色彩，实用性、安全性、文化性、历史性，促使风水吉凶成为一个复杂的综合评价体系。我们的先哲很早就提出了“背山面水”、“山环水抱”的宅居环境理念。而不论是阳宅还是阴宅，择址的出发点，都主要是从地理环境考量“安”(安全、安宁)与“不安”的。
这其中，不可避免地掺杂了大量的神秘、封建禁忌文化的内容，但也正是因为如此，风水在具有厚重感和文化感的同时，也具有了庄严感和神圣感。是的，不论出于什么原
因、什么心理，只要是能带给人们心灵的敬畏和安宁，而不是带给人们肉体和精神的伤害，有一些禁忌，对一些凶象保持警惕，又有什么不好呢?
拨开神秘的面纱，风水吉凶之说到底如何看待，相信大家会有一个基本的、正确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