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典是我国自汉代直至上世纪中期，人名文化中“雅名”的重要起名方法。
其一，采自儒家经典。
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立“五经”。至东汉，儒家经典已为人们所熟悉，并用之于人名。
如蔡邕，字伯喈，邕同雝，取意于《诗·大雅·卷阿》“凤凰鸣矣……雝雝喈喈”；杨修，字德祖，取意于《诗·大雅·文王》“无念尔祖，聿修厥德”；裴越，字令绪，取意于《书·太甲下》“今王嗣有令绪”。
此类人名渐行于南北朝，至唐代而大行，不仅取用经文，而且更重经义，经学气味更浓。例如，韩愈，字退之，取自《论语·先进》：“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求也退，故进之；由兼人，故退之。”“兼人”即胜人，“愈”犹胜，胜人则失中，故当“退之”以使其合于中庸。
自唐代以后，文人士大夫取此类名字的触目皆是。至清代而大备，内容之丰盛，用典之工巧，令人叹为观止。
此类语典，始终是人名用典的正统和主流。 其二，采自文学名篇。
此类人名，初行于南北朝，至清而极盛，其广泛性与文学性、艺术性都超过历代。
其中虽不免“正襟危坐”而颇求功利之辞，如清人宋端己，字耻夫，即取意于孟浩然《临洞庭上张丞相》“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诗句，但绝不乏自然、灵动、清新之作。如南朝陈人顾越，字允南，用《古诗十九首》“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诗意；明人张凤翼，字伯起，用李商隐《无题》“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诗意；清人殷树森，字渭春，借杜甫《春日怀李白》“渭北春天树”的意境寄寓人生的美好祝愿。
中国的四书五经，还是脍炙人口的诗歌美句，不管是正面歌颂真善美的，还是反面抨击假恶丑的，都是对于人性美好的方面和人生美丽的时刻的肯定和欣赏。
这些典故赞美忠诚、道义、孝悌、仁德、慈悲、守信、诚实、勇敢、智慧、豁达、自然、美丽等等道德的各个方面。名字是一个人的标志，是孩子的骄傲，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名字的内涵塑造自己的形象，使自己成长为一个有道德有修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