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子吃着猴爸猴妈投喂的玉米
站在猴群中喂食的猴爸猴妈
园区内关于猴子伤人的警示牌
在贵阳有这么一群被称作“猴爸猴妈”的老人，十几年来每天定时投喂，为了黔灵山公园上的猴群付出了巨大心力。2007年，“猴爸猴妈”成立“猕猴保护委员会”时，公园和林业局的领导还曾到场祝贺，但之后几年，两方分歧越来越大。
黔灵山猴群伤人事件频发，专业人士指出，人工投喂对猴子的身体和习性影响太大，而且猴子的数量太多了，必须分流。还有的专业人士说得更直白：“猴爸猴妈的爱心是在伤害猴子。”朴素的爱猴之心和专业保护理念出现矛盾，信息上的不对称加剧着误解和分歧，一场“都是为了猴子好”的纷争持续至今，而“猴子伤人”的事件在这个过程中从未中断。
“猴爸猴妈”
退休老人每周排班喂猴
贵阳11月的冬天连着下了几天雨，周泽琪特意穿了一双防滑运动鞋出门，拖着的小车里装着30多个大馒头，去往离家三公里外的黔灵山公园，“几天没去喂乖乖、芝麻、二青，它们一定饿坏了。”
像过去26年里的每次到访一样，周泽琪停在公园一个三岔路口旁，开始呼喊：“来咯——”。几分钟后，20多只猴子从山上鱼贯而下，周泽琪被它们围在中间，馒头在手上拿不了几秒，就被猴子夺去吃了。
26年来，周泽琪坚持每周喂猴4天，见证了黔灵山公园两代猴王的更替，这一代猴王被她唤作大福，是上一代猴王芝麻的大儿子。在周泽琪眼中，这对父子习性相近，连脸上的白斑都长在相同的位置。
在照顾猴子这件事上，周泽琪不孤单，她退休以后有了一个新的头衔——猕猴保护委员会主任（以下简称猕保会）。这是一个规模在百人左右的民间爱猴组织，成员大多是周泽琪这样的退休老人，每周排好班次去黔灵山喂猴，贵阳人给他们起了“猴爸猴妈”的名号。
85岁的任慧芳也是猕保会一员，退休前是一所医院的肿瘤科医生。喂了20年猴子，她形容自己在上面的花销“足够在贵阳买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
直到3年前，她没有体力亲自喂猴，就联系上了在公园做猕猴直播的小杨，任慧芳每周拄着拐杖去离家一公里的农贸商铺买猴食，再让小杨骑摩托车驮去公园。任慧芳学会了“云喂猴”，她的手机里只装了微信和一款短视频软件，每天都看小杨在公园的直播。
规模超标
至去年2月 猕猴数量已超千只
黔灵山公园到底有多少猴子？
作为国内少有的城区大型森林公园，黔灵山公园猴群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它们在公园里没有天敌，数量不断壮大。园方认为猴群数量早就过了千只，远远超过了公园的最大承载量，也是各种麻烦的根源。但“猴爸猴妈”们觉得这是“夸大其词”，最多不过三四百只。
2020年初，黔灵山公园因为疫情闭园，这成了摸排猴子数量的好机会。调查员在猴子群居的游道一带投喂食物，引出了几乎园内所有的猴子。趁猴子们吃得正香，调查员分成几个小分队，按照不同区域开始清点猴子数量，同时还有全景相机拍照。最后综合照片和清点数字得出结论，截至2020年的2月份，黔灵山公园猕猴只数约为1210只。
主持这项调查的贵州大学粟海军教授说，“这是一种很精确的测量方法，误差不超过30只。”他在论文中透露，这次调查同时将食物资源、空间资源纳入到一个复杂的计算公式中，得出了黔灵山公园对猴子的生态承载量约为792只，“而将猕猴数量控制在生态承载量的一半，也就是400只左右是最合适的。”
负面形象
2004年至今 累计伤人数千次
2007年猕保会成立仪式上，除了“猴爸猴妈”，贵阳市林业局、黔灵山公园的领导也到场参加了活动，在当时的媒体报道中，各方初衷都是更好地保护黔灵山猕猴。在这以后，黔灵山猕猴越来越多以“负面形象”出现，不仅抓伤咬伤游客的新闻不断，还是公共设施的破坏分子。
公园里一块安全提示牌写道：“2004年至今，猕猴伤人累计已达5927次，其中伤势严重入院治疗的有20多人”。
刘潇去年8月去贵州旅游，慕名到黔灵山公园看猴子。她正在步道上给猴子拍照时，一位刚下山的老人往她手里塞了一颗黑乎乎的猴食，“说是在家亲手给猴子做的”，叫她跟猴子亲近亲近，喂食给它们。
刘潇心里有点害怕，但还是照做蹲了下来，一只小猴子蹿上来抢走了她手上的食物，紧跟着还有只大猴子，看刘潇手上空空的，一爪子拍到了她的脸上。一条红色的血痕从刘潇额头拉到鼻尖，她去了公园附近一家医院的急诊，医生说：“今天已经四个人被猴子抓伤了。”
刘潇听从医生的建议接种了狂犬疫苗和破伤风疫苗。后来，她递交给园方复杂繁多的证明文件，报销了1000多元治疗费用。
黔灵山公园管理处处长杨振也在抱怨猴子闯祸，除了频繁伤人，公园的垃圾桶、灯柱、建筑外墙，都是猴子常年啃咬的对象。园方试着在灯柱上缠了带刺的藤条，但藤条又成了猴子新的撕咬对象。
他算了笔账，公园在猴子身上的开销，包括基础设施重建、生态环境修复、伤人事件赔付，“一年下来要200万。”
该怎么约束猴子一直没有定论，猴群惹出的麻烦已经蔓延到了公园外面。今年11月，一只猴子顺着管道爬到了30多层楼的居民家里，上蹿下跳后留下一片狼藉，还抢走了宠物狗的玩具。
在今年召开的一次听证会上，贵阳市供电局的工作人员提到，到10月以来，黔灵山公园周边小区至少发生4起因为猕猴攀爬变压器导致的停电事件，猕猴也在变压器下殒命。
何为爱心
长期人工投喂对猴子造成伤害
“猴爸猴妈”们都认为，猴子可爱、有灵性，能看懂人的喜怒，喂猴是件义不容辞的事情。对于公园里的“禁止投喂”和“猴子伤人”警示牌，“猴爸猴妈”们万万不能接受。他们没有停止喂猴，园方派保安值守，但“根本不起作用”。
一些专业人士到访黔灵山公园之后，看到了一些不好的端倪：健康野生猕猴的毛发本应该油光水亮，但黔灵山公园的猴子毛发逐渐枯黄，成块脱落；很多猴子逐渐浮肿发胖，肚子大得怪异，可能体内长有肿瘤；早些年猴子还漫山觅食，现在却聚在游人必经的步道上等待投喂，眼皮低垂，显出几分萎靡；猴子繁殖也越来越快，数量越来越多……
杨振说，这是长期人工投喂对猴子造成的伤害。“猴爸猴妈”并不了解猕猴的饮食习性，投喂的食物有些含糖、淀粉、激素，猴子长期吃这些不适合的食物，加上依赖人的喂养，不再自主觅食，缺乏运动量，造成了过度肥胖和过度繁殖。
另外，猴子是灵长类动物，人在近距离投喂时，也可能会把疾病传染给猴子。去年疫情期间，有科研机构到黔灵山公园给猴子做病毒检测，在猴子体内发现了猴艾滋、猴B病毒等人兽共患病。
分流受阻
丢猴事件是阻力的源头
11月26日，贵阳市林业局网站发布了针对黔灵山猕猴的分流公告，其中提到，因猕猴数量严重超过生态环境承载量，专家建议应实施科学分流。猕猴分流去向用于科学研究或种群调控，分流时间从今年12月开始，计划持续一年半。公告一出，就在“猴爸猴妈”之间引发了不小的骚动。
早在20年前，黔灵山园方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过，要用分流的方式解决猕猴伤人和数量过多的问题。此后，“分流”一词出现在诸多对黔灵山公园猕猴的新闻报道、学术论文以及政协委员的提案中。
杨振承认，来自“猴爸猴妈”等一批爱猴人士的阻力，是分流工作长期卡在瓶颈的原因之一。任慧芳也不讳言，站在猕猴保护委员会的角度，对园方的分流工作一直是不信任，这都源自2011年一次“至今没有得到说法”的丢猴事件。
2011年8月1日，任慧芳跟猴友小廖照例带着几大包馒头来到黔灵山公园，发现好几只熟悉的猴子不见了。二人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猴子被园方运去了距离贵阳30公里的修文县扎佐动物园（又名贵阳森林野生动物园）。猴友小廖和小许一起去了扎佐动物园，在扎佐动物园的一片杂草丛中，两个人发现了一排高大的铁笼，30多只猴子被关在里面，其中好多猴子都是他们熟悉的。
第二天，包括任慧芳在内的十几位“猴爸猴妈”也来到了扎佐动物园办公室，想让工作人员把猴子运回黔灵山公园，但遭到了拒绝。任慧芳一行去扎佐派出所报警，接着返回贵阳黔灵山公园找领导把猴子运回来。在公园“答应马上去运”之后，“猴爸猴妈”们在扎佐动物园看到的那笼猴子“失踪”了。猴子去向何处，两地园方都没给出一个准确的说法。
那之后几年，类似的情景不断上演。猴子去哪儿了？猴爸猴妈需要一个说法。政府部门和猕保会坐下来谈过很多次，但任慧芳表示“都没有结果”，这让他们的怀疑越来越重，认为“都是被公园贩卖获利了”。杨振辩解，不能把猴子失踪归罪于园方，“猴子作为野生动物，种群的争斗被打出去了，栖息地的迁徙，自然的消亡，都有可能让猴子不见了。”
专家说法
人工喂猴是必须分流的主因
冉景丞是贵州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长期参与黔灵山公园猕猴保护工作。“喂猴子肯定是不对的，这是猴子病态和数量过多的主要原因，造成了现在不得不分流的局面。”
2007年，园方支持并出席“猴爸猴妈”成立猕保会，在冉景丞看来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不仅没有及时制止喂猴，甚至带有鼓励投喂的倾向。
贵州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灵长类专家组专家周江则回忆了一段更早的历史，上世纪80年代，黔灵山公园开展过一个叫“黔灵山公园猕猴人工驯化”的项目，主张人工投喂来扩大猴子的数量，将猕猴打造成黔灵山公园的旅游特色。
“两方的矛盾根源是对怎么养猴子这件事认知上的偏差。”杨振认为，园方的理念是禁止人工投喂，尽量不要人为去干预猴子的自然生存，但猴爸猴妈是把猴子当成“私人宠物”一样来关爱。
林阳是一家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发起人，他对黔灵山公园猴子如此频繁地伤人事件感到震惊，也认为这跟人工投喂有关。人工投喂第一阶段会让猴子产生乞食行为，很多景区的猴子会坐在路边或追着游客要吃的；第二阶段是乞食行为诱发的攻击行为，当猴子开始不断跟人近距离接触，人一旦不能满足它们的食物要求时，猴子就会发起攻击。
沟通理解
“没有哪一方一定是错的”
12月3日下午，周泽琪在网上看到了一条视频，“黔灵山公园部分猕猴将搬家”。她马上给几个猴友打去电话，猴爸猴妈纷纷确认，猴子又要分流了。
第二天一早，周泽琪照常拖着小车去喂猴，听住在公园附近的猴友老张说：“早上六点多的时候，有人说看见一辆大皮卡装着一车猴子运走了。”
对猴爸猴妈来说，又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周泽琪和任慧芳结伴来到了周江教授的办公室。作为中国灵长类专家组成员，周江是“猴爸猴妈”为数不多可以实现对话的专业人士。
周江说，“这次分流还是以老弱病残、经常捣蛋、人见人烦，还有不太受关注的猴群为主。一部分会被带去其他需要猴子的动物园做种群质量的优化，一部分送去做实验研究。”
任慧芳愣了一下，她是医生出身，可以理解猴子在科研中的作用，“但是坚决不能卖到餐桌被人吃掉。”
周泽琪也在旁边补充，不上餐桌，有个稳定的居住环境，其实也能接受猴子被分走，“我们不是不同意分流，是要政府公开猴子分去哪里，毕竟猴子是贵阳市民的公共财产。”“这可以放心，论证会上都说了，依法依规分流。”周江表示。
聊了两个多小时，周江送两位老人走出办公室。任慧芳折好密密麻麻记的笔记，堵了两天的心情终于舒缓了些。
这些年，“猴爸猴妈”来周江教授办公室的次数不多，但每次关于猴子纷争一起，他们总会来求教解惑。
周江对“猴爸猴妈”几十年如一日的喂猴很佩服，他知道当中很多人经济条件并不好，每个月领着微薄的退休工资，却不忘给猴子买吃的，这种长期的爱心很难得。“没有哪一方一定是错的，都是要理解。”
初步方案
成立喂猴基金会 由专家制定食谱
周江也参加了针对这次分流的论证会，他建议将分流方案和细节向市民透明公开。怎么分流？分出去哪些？分到哪里去？这些问题都需要官方正面回答“猴爸猴妈”，“双方只有做好沟通，才有建立在沟通上的理解。”
对于目前的分流方案，周江认为很多细节还缺少研究。比如，用麻醉的方式捕捉几百只猴子是否可行？依照年龄、性别、族群，又该将哪些猴子分流出去？又该怎么面向公众舆论？
灵长类野生动物的分流工作在全国来说都少有先例，可以借鉴的经验不多。“希望能为国内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开个好头”，周江说。
分流刚刚起步，眼下还有些更要紧的事情，需要各方一起努力才能完成。周江和冉景丞都认可，要循序渐进地减少人工投喂，不能搞“一刀切”，这会对猴子的日常生活造成刺激干扰，加剧它们对人类的骚扰和外逃。
周江想到了一个办法，官方和民间共同成立喂猴基金会，“猴爸猴妈”把每个月买猴食的钱捐进去，由专家制定食谱，购买更适合猴子吃的食物，定时定点定量投喂。既坚持科学理性，也要让“猴爸猴妈”安心。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杨振、林阳、刘潇、任慧芳均为化名）
文/本报记者 颜星悦 实习生 吕雅萱
统筹/刘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