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公布重大考古成果，历经多年考古调查和论证，汉文帝霸陵终于被正式认定，位于陕西西安以东白鹿原上的江村东侧的“江村大墓”就是霸陵，纠正了霸陵位于凤凰嘴这一延续了700多年的谬误，也解决了西汉十一座帝陵的名位问题。
汉文帝像
汉文帝刘恒以节俭著称，霸陵薄葬也被历代帝王、文人推崇，薄葬成为我们对霸陵的共同认知，加之汉墓“十室九空”的现状，如今这个“抠门”皇帝的墓虽已被找到，不少人却认为霸陵已挖不出什么宝藏了。然而从古代盗墓史来看，汉文帝霸陵遭到过三次影响较大的盗发，也引发了人们对霸陵是否真的薄葬的质疑。如当今学者黄宛峰《汉文帝并非薄葬》、王子今《霸陵薄葬辨疑》等，就对霸陵薄葬持怀疑态度。
汉文帝薄葬 被历代奉为楷模
汉文帝的节俭是史书明文记载的，《史记·孝文本纪》记载：“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上常衣绨衣（一种粗糙厚实的丝织衣服），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汉文帝曾想修建一座露台，召来工匠一计算，听说要花费黄金百斤，相当于中等收入家庭十户的家产，他觉得太过于奢侈于是作罢。
汉文帝有一颗难得的悲悯之心，他住在父亲留下来的大豪宅中，心里却惦记着平民生活的艰辛，觉得心中羞愧难当。为了节省和便民，他树立了帝王薄葬的榜样，《史记》记载：“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
据《史记》记载，汉文帝在终制遗诏中明确反对厚葬，“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又以不得扰民、不为百姓增加负担为念，“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绖带无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汉文帝还下令，在自己死后，“归夫人以下至少使”，就是把后宫夫人以下到少使几个等级的宫女，都遣送出宫，体现了人道关怀。
汉文帝之所以提倡薄葬，反对厚葬，除了节俭和不扰民之外，防盗墓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史记·张释之传》载：（汉文帝）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斫陈，蕠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前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郄；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称善。《史记索隐》解释道：“北山青石肌理密，堪为碑椁，至今犹然。故秦本纪作阿房或作郦山石椁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为椁，取其精牢。释之答言，但使薄葬，冢中无可贪，虽无石椁，有何忧焉。若使厚殉，冢中有物，虽并锢南山，犹为人所发掘也。
汉文帝后元七年六月初一（前157年7月6日）去世，葬礼按照“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的终制，快速而有序地进行，六月初七葬于霸陵，自崩至葬，不过一周的时间，确实遵循遗诏不扰民的要求。
汉文帝薄葬受到了历代帝王和文人的赞颂，《史记三家注》唐代司马贞“索隐述赞”：“霸陵如故，千年颂声。”南梁沈炯《归魂赋》以秦始皇陵的奢侈衬托霸陵的俭约：“咄嗟骊山之阜，惆怅灞陵之园。文恭俭而无隙，嬴发握其何言。”白居易《草茫茫（惩厚葬也）》同样以秦皇墓和霸陵对比，一奢一俭，一凶一吉，劝诫不要厚葬：“一朝盗掘坟陵破，龙椁神堂三月火。可怜宝玉归人间，暂借泉中买身祸。奢者狼藉俭者安，一凶一吉在眼前。凭君回首向南望，汉文葬在霸陵原。”唐人鲍溶赞扬霸陵因薄葬避免了盗墓之祸：“霸陵一代无发毁，俭风本自张廷尉。”张廷尉即张释之。
魏文帝曹丕在终制中以汉文帝薄葬为例，认为薄葬可以避免被盗墓贼发掘：“汉文帝之不发，霸陵无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树也。霸陵之完，功在释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梁武帝萧衍在营造简皇后庄陵的诏书中提及“西京霸陵”，也叮嘱要“永示敦朴”“务存约俭”。五代后周太祖郭威为自己修建陵墓，也以汉文帝为楷模，务必做到俭素，并说：“朕攻收河府时，见李家十八帝陵园，广费钱物人力，并遭开发。汝不闻汉文帝俭素，葬在霸陵原，至今见在。“
江村大墓一号点发掘点远景
霸陵屡遭盗墓 是否薄葬存疑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曹丕这句话说得在理。
西汉末年，赤眉军席卷青、徐、兖、豫各州，并在公元25年攻入长安，杀死更始皇帝刘玄。《汉书·王莽传》记载：“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宗庙园陵皆发掘，唯霸陵、杜陵完。”《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赤眉军的暴行更为详细：“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
到了东汉末年，汉陵又屡遭发掘。《三国志》载，董卓就曾“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汉高祖、光武帝两代开国皇帝，在乱世也免不了“坟陵崩颓，童儿牧竖践蹈其上”。曹丕说：“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
翻检史书，考证史实，汉文帝霸陵并非如曹丕所说未遭发掘（“汉文帝之不发”“霸陵之完”），《汉书》所记“唯霸陵、杜陵完”，《后汉书》记光武帝语“霸陵独完”及唐代鲍溶的诗“霸陵一代无发毁”，也不是事实。在战乱时代，甚至有时在和平年代，不仅厚葬的帝陵会被发掘，即便是后世一致认为薄葬的霸陵，也免不了屡遭盗墓的命运。
清代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引梁玉绳的说法，认为汉文帝霸陵被盗掘过三次：霸陵凡三被发：《张汤传》一也。《风俗通》所云：“霸陵薄葬，亦被发掘。”二也。《晋书》所云，三也。
有记载的霸陵第一次被盗发，是在汉文帝下葬后40年左右。《汉书·张汤传》记载：“会人有盗发孝文园瘗钱，丞相（严）青翟朝，与（张）汤约俱谢，至前，汤念独丞相以四时行园，当谢，汤无与也，不谢。丞相谢，上使御史案其事。”孝文园瘗钱，即埋在汉文帝园陵中的送死钱。王先谦《汉书补注》“盖此瘗钱埋墓四隅，《传》称‘盗发’者即是四隅所瘗，不在冢藏中也。”他认为霸陵这次被盗发的钱币只是埋在园陵四角的送死钱，汉文帝墓冢并没有被发掘。盗墓案发后，丞相严青翟与张汤相约共同谢罪，但是在汉武帝面前，张汤认为丞相有四时巡察帝陵的责任，自己作为御史大夫并无过错。结果丞相一人担责，张汤被钦点彻查此案。
西汉末年赤眉军入长安时，霸陵和杜陵没被发掘。黄宛峰在《汉文帝并非薄葬》一文中认为，“唯霸陵、杜陵完”，并非因为薄葬，而是形势所迫，赤眉军没有时间再去长安东南的白鹿原盗墓。在长安西北咸阳原上一线排开的九座汉陵就没那么幸运了，这些陵墓刚好在赤眉军的行军路线上，所以都遭到了发掘。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晋书·愍帝纪》也记录了霸陵第三次被盗掘：建兴三年（公元315年）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晋书·索綝传》记载较为详细：时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数千家，盗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帝问綝曰：“汉陵中物何乃多邪？”綝对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汉武帝飨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此二陵是俭者耳，亦百世之诫也。”尹桓、解武等人发动“数千家”，盗发霸陵和杜陵，可说规模不小，“多获珍宝”，可见收获也不少。
顾炎武《日知录》“厚葬”条说，“盖自春秋列国以来，厚葬之俗，虽以孝文之明达俭约，且犹不能尽除，而史策所书未必皆为实录也。”从霸陵多次被盗钱币、珍宝来看，《史记·孝文本纪》所载“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并不是事实。
梁玉绳《史记志疑》说得好，“文帝之葬特差少于诸陵，而非真薄也”。《晋书》索綝说，“此二陵是俭者耳”，也只是和汉武帝茂陵相比较而言。帝王葬礼中所谓薄葬，也只是与厚葬的帝陵比较而言，但帝王的排场还是不会小。汉文帝修建霸陵，“发近县见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共动用31000人，比起秦始皇征用70万工人确实俭约，但汉文帝从即位后一两年就开始营造霸陵，工期前后长达20年，也不可谓薄葬。同样以节俭、薄葬著名的曹操，他的遗令中说“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然而曹魏高陵的考古发掘现实是，高陵虽然在多次被盗墓贼光顾后，仍然出土了200多件文物，包括很多鎏金、错金、金银丝线、金银铜饰件、玉器、水晶、玛瑙、珍珠、云母片、铁质兵器等，厚葬、薄葬只是相对而言。
霸陵薄葬不薄，有可能只是帝王言行不一，以薄葬掩天下人耳目，如汉文帝虽号称节俭，但赐邓通蜀严道铜山一点也不节俭。也有可能是汉景帝没有遵从汉文帝遗诏，继位者和大臣不遵从死者意愿的事毕竟不少，如曹丕所讲“宋公厚葬”是华元、乐莒没有尽臣本分，“弃君於恶”，光武帝本推崇汉文帝薄葬，然而他的陵墓“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汉明帝以爱之名厚葬父亲，却反而害得原陵被盗。
王子今教授《霸陵薄葬辨疑》一文认为，霸陵不薄，还有可能是霸陵经历多次葬，由薄变厚，如合葬窦太后，再入葬馆陶长公主及董偃。窦太后去世时，东宫金钱财物都留给了长公主刘嫖，长公主晚年宠信董偃也是极尽铺张浪费，一日零花钱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匹才会过问。
霸陵可能不薄，还能否挖出宝藏吗？目前来说不现实。据汉陵考古队副队长曹龙说：“目前进行发掘的是江村大墓的外藏坑，霸陵核心区不会进行发掘。”
目前霸陵已发掘的8座外藏坑中，共出土了陶俑、铜印、铜车马器及铁器、陶器等1500余件。
封面新闻记者 文康林
参考文献
黄宛峰《汉文帝并非薄葬》（1995）
王子今《霸陵薄葬辨疑》（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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