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成立时的满目疮痍，到现在一跃而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用70年时间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奇迹背后，中国历经了无数曲折，付出了血泪的代价，当然，更是奉献了令人惊叹的智慧和勇气。在本刊推出的新一期封面《奋进的时代：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我们选择了数十位在新中国70年的复兴之路上值得被铭记的人，以此回顾中国人的70年奋斗历程。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39期，原文标题《袁隆平：改变中国的种子》，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文/黄子懿
袁隆平播下了改变的种子，让中国不再面临饥饿的威胁。这些希望的种子，也被看作中国国力的象征，走向现代，撒向世界。
“刚果布”
熟悉袁隆平的人知道一件事。那是1981年，中国杂交水稻大规模应用不久。美国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下属种子公司负责人威尔其慕名前来，与中国签订杂交水稻技术转让协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对外转让农业专利技术，中方非常重视，派出以袁隆平为首的三位专家赴美传授技术。
三人落地洛杉矶，威尔其在机场迎接。袁隆平第一个迎上去，哪知威尔其只轻握其手，接着便热情地握住紧随袁隆平的另一名同事，又是拥抱，又是贴脸，说：“尊敬的袁先生，能结识您这样的科学家，实乃是我的荣幸。”
显然，威尔其认错人了——袁隆平其貌不扬，相比之下，一位戴眼镜满脸书生气的同事才是美国人心中的首席专家。三个中国人见状笑了，威尔其会意后连声道歉。袁隆平不生气，当场自嘲：“没关系，我常年在田里，有个绰号叫‘刚果布’，就是非洲黑人的意思，你看我像吗？”
这是一张中国人都无比熟悉的脸庞：黝黑瘦削，颧骨高突，脸上布满沟壑纵横的皱纹与棕斑，似乎是常年劳作被风霜一刀刀刻下的痕迹。他操着川湘口音的普通话，眼睛随时笑眯眯的，远看像是故土田间一位亲切的农民伯伯。
美国公司对那次合作很重视，派出团队拍摄影片，记录了袁隆平在湖南家中伏案而书、在稻田里弯腰工作的场景。时至今日，这也是袁隆平的常态。他对土地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热爱，纵然行将年满90岁，身体不如以前，已大幅减少外出。为此，湖南省农科院在他住宅旁安排了一块试验田，他隔着窗户就能看。
“不能到处走了，看得出来他心里有点失落。”9月的袁隆平生日前夕，他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一位下属说，只要有机会，袁隆平仍会亲自去稻田看看，这是他对中心所有研究人员的要求。很多研究员，每天早晨刚上班就会接到他的电话，指出他们负责的某些田地的问题。
这个形象质朴，藏身湖南田间的老人，近年来偶尔成为网络热搜话题。9月7日是袁隆平的生日，他穿一身格子衬衣，在办公室迎来十多家媒体，录制了他关于梦想和对年轻人的寄语。更早一点，他在各种国际大会上，用英语向世人介绍中国的杂交水稻，更是赢得网友满屏的赞叹与感慨。
与外形和行业的“接地气”对比的，是袁隆平书香门第的出身。袁隆平祖籍江西，爷爷为晚清举人，父亲毕业于东南大学，曾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母亲作过教师。1930年9月7日，袁隆平在协和医院出生，接生医生为林巧稚。
袁隆平的生长时期，正值共和国成立前的动荡岁月。因父亲工作关系，一家人常需辗转祖国各地，遂以落脚城市为五个儿子命名。因生在北平，他被取名“隆平”。母亲颠沛中辞去工作，在家专心带孩子。她毕业于教会学校，英语优异，从小就给袁隆平讲中外名著，教他英语。在袁隆平的自述里，这是他英语水平领先同龄人的重要原因。
1939年5月，一家人刚辗转到“陪都”重庆，就经历了惨烈的“五三、五四大轰炸”。日军的两天空袭造成数千人死伤，近20万人流离失所。袁隆平目睹遍地同胞的尸身，多年后“一想起心里就发紧”，也自此明白国家间“弱肉强食”的道理。
即使这样，父母也从未放松教育。每到新城市，第一件事就是给儿女找学校。而青少年时期的袁隆平是不安分的。在重庆，他爱上游泳。日机来袭，人们要躲防空洞，他嫌洞里憋闷，竟反其道行之，到嘉陵江里游泳躲避。
他不爱古板和教条，学生时代“跟着兴趣走”。数学老师上课教乘法“负负得正”，他想不通为什么，就问原因，老师说：“你只需要记住就行了！”袁隆平对这种教育方式耿耿于怀，直到2001年获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还和一同获奖的数学家吴文俊说起这段往事。毕业后，他报考西南农学院，其一是因农学数学少，其二更因年少时一次参观园艺场的美好经历。多年后，他在一次演讲中笑言，当时园艺场展现花卉嫩草并非真实的农村，“如果当时看到的是农村的真实情况，我肯定就不学农了”。
如果不学农，袁隆平会干什么？或许是一名专业运动员或空军飞行员。年轻时，袁隆平身体健美，中学时游泳拿过武汉第一、湖北第二，但在参加省运动会时，他因腹泻只拿到第四——前三名都被国家队选走了；上大学时正值抗美援朝，他报考空军飞行员入选，学校欢送会都开了，他却因战争形势缓和，又被送了回来。
袁隆平工作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有一个大游泳池，他曾常在那里游泳。他的办公室还摆放着一个排球和一把小提琴，那也是他的兴趣特长所在。直到前几年，他身体好时还常和中心同事打排球锻炼。
大学同学了解袁隆平的这些性情。毕业时，他们给袁隆平做了鉴定：“爱好——自由，特长——散漫。”“直到现在我也这样。”袁隆平在自述时笑着说。这些不墨守成规的特质，让他在共和国成立后的艰苦岁月里，播下改变中国的种子。
两派之间
1953年7月，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被分配至湖南安江农校。他主教遗传育种学，带学生游泳、跑步、踢足球、拉小提琴，甚至还兼教俄语课。
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各领域全盘学习苏联。外语课只教俄语，苏联学说也被学界奉为准则。当时在遗传学领域，世界流行两大学派：一派以苏联科学家米丘林、李森科为代表，强调生物受后天外部影响居多，外因让生物产生的改变能遗传给后代；另一派则是“摩派”，以孟德尔、摩尔根等人基于基因的理论为代表，他们不排除外因，但认为遗传根因在内因，即生物的基因。
在当时的中国，苏联学派的学说是绝对主流，被作为标准答案写入教学大纲，而摩派则被当作是“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动学说”——袁隆平的一位老师，因倡导此学说被打成“右派”。按照苏式教学大纲，袁隆平开始摸索“无性杂交”试验。
无性杂交，即通过嫁接和胚接手段，将两个遗传性不同的品种进行交流，从而创造新品种。袁隆平曾把西瓜嫁接到南瓜上，把番茄嫁接到马铃薯上，“希望它上面结番茄，下面长马铃薯”。照此试验，他还结出过一个17.5斤的大红薯，被称为“红薯王”。他以为这是粮食增产的好方法，但一连三年，他将种子播下去后，嫁接出来的奇花异果都没有遗传。“这使我对无性杂交的一贯正确性产生了疑问。”袁隆平说。
1957年，他无意中看到《参考消息》报道：DNA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奖，这表明现代遗传学研究已达分子水平。他猛然醒悟，苏式学说似乎是将哲学概念往遗传学上套。“实际上不是什么环境遗传学，是政治性的遗传学。”袁隆平说，他顿时觉得自己像一只迷途羔羊，被误导多年，只好悄然改变研究方向。因环境所迫，他不敢公开看摩派现代遗传学的书，只能用《人民日报》把书遮住，偷偷地看。
很快，三年困难时期来了。大饥荒里，袁隆平全身无力，不再游泳，总是手脚冰凉地钻进被窝，然后梦见自己边吃扣肉边流口水。饿得急了，他会把米饭蒸两次，吃草皮和树根。他还亲眼看到5个饿殍，倒在田埂和路边。这些给了他极大震撼，如今他每次受访，都常提到这段历史，“你们年轻人不懂啊，肚子饿起来真的难受”。
饥困交迫中，一位农民问他：“袁老师，你能不能培育一个亩产800斤、1000斤的品种，那该多好！”1960年，袁隆平决定研究杂交水稻。当时，摩派学说已在生产上经受检验。三大谷物（水稻、小麦、玉米）中，杂交玉米率先取得突破，但学界却对杂交水稻普遍消极。日本、美国都曾在上世纪60～70年代开展相关研究，但无一成功。
这是因为，水稻是自花授粉、雌雄同蕊的作物，同一株水稻中没有性别之分，雄雌在同朵花里存活与授粉，每朵花只结一粒种子。举例来说，水稻一出生就夫妻成双，两人很难拆开，类似“近亲结婚”。为让其后代具有“杂交优势”，必须将原配“丈夫”换掉，使“妻子”重回单身，成为母本（母水稻），再找一个血缘关系更远的“新丈夫”，这是杂交水稻的基本原理。
1961年7月，袁隆平在田里找到一株天然杂交稻，穗子大、谷粒竟有230多粒，是普通稻的一倍多，这让他坚信水稻“杂种优势”，也开始了寻找天然雄性不育株的苦旅。每天早饭后，他就带着水壶，揣两个馒头下田。他左手持放大镜，右手拿镊子，弯腰弓步，在湘西稻田里一株一株翻阅。14天内，他翻遍14万稻株，终于找到一棵雄性不育株。理论上，大自然产生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的概率是1/5万～1/3万。这种基于极小概率无休止般的试错试验，需要的是有心人的灵感与勤勉。两年内，他一共找到6株。1966年，袁隆平将成果写成论文，寄到国家科委。
“他是农科院最出名的神经病嘛！”一位70年代下乡到袁隆平所在地的知青在接受采访时曾说，那时的袁隆平默默无闻，并不被人理解。“大家都说他，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你不去搞，专门搞这个稀奇古怪的东西。”
这种不理解，在“文革”期间被无限放大。靠那6株雄性不育株，袁隆平到广东培育了一批种子，种在农校的水田里。但某天夜里，有人偷偷拔光了所有秧苗。袁隆平欲哭无泪，四处找寻。看到一口两丈多深的水井里漂浮着几根秧苗，他一头扎了进去，捞出了5根。抽干井水后，其余700多株秧苗全部溃烂。没有人知道捣乱者是谁，此案成了悬案。
当时也很少有人知道，杂交水稻已悄然上升至国家战略。袁隆平寄出的论文，引起国家科委的重视，后者一纸函件，让他在“文革”中免遭更大冲击。1970年，华国锋升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对袁隆平给予大力支持，杂交水稻成为湖南省重点协作项目。
进展自此开始加速。此前，在发现首株天然雄性不育株后，即使袁隆平与助手在4年里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次试验，也无法让杂交稻第二代100%保持不育。直到1970年11月，两名团队成员像袁隆平当年一样，在海南三亚一处池塘淤泥里，踩着蚂蟥，顶着蚊虫，发现了一棵野生天然不育株“野败”，这一难题才被攻破。
另一方面，华国锋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在其主持下，杂交水稻成为全国协作攻关的重点工程，各地研究单位都来到海南攻关。袁隆平将“野败”分送给18家单位，大家齐头并进，连连闯关，终于在1975年实现了杂交水稻制种。试验显示，杂交水稻平均亩产600余公斤，比常规品种增产20%～30%。1976年起，全国开始大范围推广种植。
这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1982年，袁隆平飞赴菲律宾，参加国际水稻会议。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在总部会场打出横幅：“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有国际同行评论：“中国杂交水稻是在脱离西方这个所谓的农业科学源头下，自己创造的一项成果。”
两个梦想
对于上世纪70～80年代的中国，杂交水稻意义在哪？曾担任美国总统顾问的美国农业学家唐·帕尔伯格在《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Toward a Well-fed World）一书中评论：“袁隆平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增产的粮食实质上使得人口增长率下降，他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
从1961年到1975年，袁隆平的研究跨度14年，其间正值中国人口高速增长、且改革开放在即的历史性节点。靠着杂交水稻平均每亩多产100公斤的产量，中国不再惧怕饥饿。以湖南为据点，杂交水稻从1976年起被大规模推广，到上世纪90年代，种植面积达2.5亿亩上下，占全国稻田面积的50%～60%。这一比例保持至今。
进入90年代，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加速，粮食问题愈发重要。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出版《谁来养活中国》（Who Will Feed China）一书，预测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16.3亿左右，而中国耕地正以每年数百万亩的速度减少。届时，中国人地矛盾将更加突出，粮食生产将下降到2.7亿吨，需进口3.9亿吨，极易影响国际市场。“布朗是出于好意，以一种Wake up call（警示呼唤）的精神，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袁隆平说。
在这种背景下，农业部在1996年启动超级稻计划，袁隆平为牵头人——这比日本晚了16年，比国际水稻研究所晚了7年，但进展却更迅速。超级稻把此前几轮杂交水稻的技术都加以利用。农业部先后提出四期计划：亩产700公斤、800公斤……90岁前夕，袁隆平在受访时表示，目前超级稻已到第六期，有可能在10月突破大面积亩产1200公斤大关。
这些年，袁隆平一直强调，自己有两个梦。一是“禾下乘凉梦”：“我曾梦见杂交水稻的茎秆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大，籽粒像花生米一样大。我和助理们一块在稻田散步，在稻穗下乘凉。”另一个是“覆盖全球梦”，让超级稻走出国门、造福更多的人，一如他在安江农校题词的心愿：“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
这是杂交水稻更重要的意义。从1981年的美国行开始，杂交水稻走出国门，作为中国农业与科技的象征，如一粒种子般撒向世界各地，有人称之为“杂交水稻外交”。90年代，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就把发展杂交水稻作为水稻生产国解决粮食问题的首选战略，如今已推广至20多个国家，在印度、缅甸等国成效显著。
不过截至2014年，杂交水稻在全球种植面积仅约7500万亩，占全球种植面积不到10%。袁隆平也不气馁，他掰指头算了一笔账：且不说覆盖全球，哪怕只有一半水稻面积种植杂交水稻，按最保守的每亩增产100多公斤算，“也可多养活四五亿人口”。
“一粒粮食能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时至今日，“养活多少人口”的粮食安全问题仍是袁隆平最大的牵挂。他曾因在沙滩上、盐碱地里种水稻，被舆论质疑。袁隆平则回应：我国有十几亿亩的盐碱地，能种水稻的、有水淹盐碱地近2亿亩。“如果海水稻研究成功，给国家至少增加1亿亩耕地，按最低亩产300公斤算就是300亿公斤，相当于湖南省全年粮食总产量，能多养活1亿人口。”
也是在那次采访中，他欣慰地说，虽然中国粮食仍不够吃，需进口一部分，但得益于国家发展，他曾亲眼所见的饥饿惨状不会再现了。“不可能了。有缺粮的情况，但不可能饿到那个程度了。”而袁隆平自己，则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播下了改变的种子。
回到80年代，当美国人威尔其慕名来到中国时，他曾询问过相关官员：杂交水稻发明权的享有人是谁？他们想申请有偿转让技术专利。中国官员回答说：“这个专利属于中国国家所有。”
（参考书目：《袁隆平口述自传》《追逐太阳的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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