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玲认识母亲李焕英时，她母亲已是一位中年妇女；我认识我的父亲老李时，他也不再是楞头小子。
父亲出生于1959年，我出生于1983年，我俩一个属相，但相差24岁。
我出生那年，村里前前后后生了六个孩子，我是唯一个女孩，听娘说，父亲一屁股蹲在地柴火堆上。
我的出生给父亲带来不是欣喜，而是失落，那个曾经受到父母、姐姐疼爱的年轻男人，因为有了孩子，便背起了家庭的重担。
父亲出生时生活极为艰苦，他是家里第一个男孩子，上面还有三个姐姐，家里有限的鸡蛋都是给他吃。
父亲有个妹妹，因为得了病，又没什么吃的，还得不到医治，最后凄惨地离开人世。父亲也得过中耳炎，无钱医治，最后落下了耳聋的毛病。
小时候，我曾经发誓，等我挣了钱，我一定要给爸爸买一个助听器。工作后，渐渐忘记了这个承诺，直到工作五六年，一次过年才把助听器买给爸爸。爸爸表面不动声色，但我知道，他内心里肯定是高兴的。
父亲1米8的个子，双眼皮儿，长得非常周正，看见过他的一张黑白照片，有种英气逼人的感觉。
父亲饭量特别大，在生产队挖河时能吃掉三十几个馒头，或者一大盆面条。父亲读过书，当过村里的会计，但因为小弟弟超生丢了工作，但至今父亲仍然喜欢戴上老花镜，读书看报。
父亲是村里人口中的铁公鸡。
有了我的父亲格外抠门，把你不舍得乱花一分钱，因而，一毛不拔的铁公鸡的称号便传开来。
一起赶集，别人花五块钱吃顿饭，父亲只花两块。过年，人家都买新衣服，父亲从来不买。我们姐弟吃剩的饭菜，父亲怕浪费，从来不嫌脏，都喝掉。吃完菜的汤，父亲说里面有油花，兑上开水再喝掉。
我问父亲为何这么办？他说，小时候，跟着我爷爷去县城卖藕，推着地排车走四十里的路，半夜就出发了，第二天太阳正中午还没到，饿得前胸贴后背，也没钱买个吃的，所以，绝对不能浪费饭菜。
父亲虽然是家里的男丁，但他既不是富家少爷，也不是纨绔子弟，他还是一个吃过苦，耐得劳的普通农民。父亲是铁公鸡，不是对别人，而是对自己很残忍。
父亲是母亲口中的老实没本事人。
母亲经常数落爸爸没本事，买东西直拣便宜却不顾好坏，做农活只图快不图好。
母亲一数落起来就没完没了，像唐僧一样，爸爸只是默默听着，偶尔小声回两句。我在旁边听得都心惊肉跳，只想逃离，可爸爸却跟没事人似的。
可有一件事吗，母亲拿爸爸丝毫没有办法，那就是农活不忙的时候，爸爸会没日没夜跟村里人打扑克，有时半夜一两点才回家。虽说是几块钱的输赢，但他乐此不疲，任母亲说破了天，还是照打不误。也许这就是爸爸逆来顺受中一个任性的出口吧。
爸爸能活出自我的另一件事是热爱毛主席，渴望见到毛主席。
毛主席在爸爸的心中就是一个神，每个春节他都会买一幅毛主席的巨幅画，挂在堂屋的正中间膜拜。
他几次想去北京天安门看毛主席遗像，但都怕花钱，嘴上却说以后有机会。后来我强先斩后奏，给他报了个团，父亲去北京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在天安门留了影，回来后拿着照片，美滋滋的，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
父亲在我眼中，是沉默寡言而温和宽容的。
小时候，我们喊爸爸“鞑鞑”，喊妈妈“娘”，有一阵，洋称呼的风刮到了村里，都改成爸爸、妈妈了。我们也跟着喊爸爸、妈妈，一喊妈妈，我娘就皱着眉头，直呼肉麻肉麻，于是我们还喊娘。喊爸爸时，父亲没有反对，于是我们也可以和小朋友一样洋气地喊爸爸。
放学回家、出去玩儿回家，我们第一叫的第一个叫的肯定是娘，如果娘不在家，就会问爸爸你要去哪儿了。
对此，爸爸既不羡慕，也不吃醋。该干他的活还是干他的活，该打他的牌还是打他的牌。
爸爸很少有温情的时刻，也很少跟我们说话，总是不停地忙碌，远远地保持权威。
只记得小时候一次过年，爸爸给我买过一支红色的头花。
我考上大学，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但爸爸没有送我去大学，他说一去一回，耽误干农活，耽误赚钱。我想我考上大学，他心里肯定是倍感高兴和光荣的，但是如果是他的长子考了大学，他会更加高兴。
工作后，我经常给家里添置一些大的物件，过年、过节、过生日也会给他汇钱，慢慢地，爸爸觉得女儿也很好。
印象中，爸爸对我们发过一次很大的脾气，毒打过我们一次。
我们偷吃邻居家的香瓜，还没熟的就给踩碎了，祸害掉了。邻居背着破烂的瓜来到我家里，爸爸火冒三丈，让我们跪下，用带刺的槐树枝，把我们臭打一顿。从此我们就长了记性，再也不敢乱动别人家的东西了。
现在50后的父亲已经快66了，还在老家为弟弟种地、为弟弟看孩子，依然忙得不可开交，对我这个女儿也越来越挂念了。
父亲也曾经年轻过，曾经充满激情过，曾经发自内心地活出了自我。
你好，老李！
